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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关正史之间的比较和评论来看，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可以认为是有代表性的著作。
二、在比较中发展史学批评理论
以比较而展开史学批评，这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其中还贯穿着史学批评在理论上的发展。
刘知幾因有高才博学、卓识独见，其运用比较方法纵横捭阖，娴熟自如，或以两两相比，或以诸家互较，往往不乏新见。
尤为难者，是以时代相比，揭示史风的变化。
他在《史通·摸拟》篇中写道：“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
夫史才文浅而易摸，经文意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
《史通·摸拟》在这个比较中，他提出了怎样继承前人成果的理论：
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熔铸之象物，以此而似彼也。
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
……盖貌异而心同者，摸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
[5]
刘知幾重视学习、继承前人成果，认为“述者相效，自古而然”
；“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
这表明他所注重的，是学习、继承前人的思想，而不是外在的形式，即所谓“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
，“貌异而心同者”
。
这个道理，他讲得很深刻。
刘知幾还从先秦历史条件和汉代以后历史条件的不同，来说明何以古人撰史简约，而近人撰史芜累。
他认为：“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
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
[6]刘知幾主张史文“尚简”
，但他关于“烦省”
的批评理论，又是实事求是的。
他的这些史学批评上的理论性认识，同他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是有关系的。
章学诚通过对《史记》《汉书》的比较，提出分史学为撰述、记注两大宗门的理论；通过对各家通史的比较，总结出四种通史的特色和功用；又以自己跟刘知幾相比较，提出“史法”
“史意”
两个史学范畴；他还通过对“史德”
“心术”
的分析，提出了“文士之识”
与“史识”
的不同，从而发展了刘知幾关于才、学、识的史学批评理论等。
这说明，比较的方法，在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上，也占有重要位置。
清代史家在文献考订方面有卓越的成就。
比较，也是文献考订、史实考证者常用的方法之一。
以赵翼所撰《廿二史札记》为例，自《史记》《汉书》以下，至《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便广泛采用了比较的方法。
他跟刘知幾、章学诚的不同之处，是重在做具体的、微观的比较。
这种比较所得到的结论，一般不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这是史学上的理论家和考据家的不同之处。
这是从他们各自的总的面貌来说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考据家没有理论，或者轻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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