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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知治者观之，则皆亡国之符也。
小昭而大聋，官欺而民敝，智攫而愚危，含怨不能言，而蹶兴不可制。
……至是而唐立国之元气已尽，人垂死而六脉齐张，此其候矣。”
[17]这种写法，同样可以使后人从中窥见“得失之枢机”
。
王夫之称道这种写法，因为在他看来，历史上的得与失，都是可以作为借鉴的：“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
[18]
历史的内容是多样的、丰富的，当然不限于“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更不仅仅局限于“治乱”
；历史的教育作用是广泛的、细致的，亦不只是昭示“经世之大略”
“得失之枢机”
，王夫之对《资治通鉴》的内容和教育作用就有很深的认识。
但是，这里提出的朱熹、孙甫、王夫之的有关论点，毕竟是历史撰述中的重要问题，同样也是史学批评中的重要问题。
尽管不同时代的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对所谓“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会产生不完全相同的认识，但对这类问题的重视，古今是有相通之处的，中外也是有相通之处的。
像《贞观政要》《资治通鉴》这样的书，不仅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在辽、金、元时还分别被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广泛流传，就是今天，也还拥有众多的读者。
而《第三帝国的兴亡》《大国的兴衰》等书，则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畅销书。
这些，都可以证明，朱熹、孙甫、王夫之等所提出的问题，实为历史撰述和史学批评中的重大问题；现今的史学家、史学批评家，是可以从中得到教益的。
[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读书法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6页。
[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60页。
[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纲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44页。
[4]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36页。
[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7页。
[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历代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21页。
[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34页。
[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纲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52～2153页。
[9]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历代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08～3209页。
[10]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8页。
[11]范祖禹：《唐鉴》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3页。
[12]孙甫：《唐史论断》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
[13]孙甫：《唐史论断》附录，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14]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第十条，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6～157页。
[15]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四十，光武帝建武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284～1285页。
[16]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7～158页。
[17]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47页。
[18]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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