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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调说，史氏记录，须得本末；主张行状之作，“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则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
[9]。
行状，是记述死者世系、郡望、生卒年月和生平概略的文章，盛行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以下。
“国史”
中的列传，往往多据行状而作；行状失实，则“国史”
难以取信。
李翱提出的批评和“指事说实”
的命题，在历史撰述的实践上和史学批评的理论上，都是有价值的。
唐武宗时，朝廷大臣还就修史体例上奏皇帝，提出，“实录”
中多载“禁中之语”
和大臣“密疏”
，实为不妥。
认为：“君上与宰臣及公卿言，皆须众所闻见，方合书于史策。
禁中之语，向外何由得知？或得于传闻，多出邪佞，便载史笔，实累鸿猷。”
至于大臣“密疏”
，“言不彰其明听，事不显于当时，得自其家，实难取信”
。
建议：今后实录撰写，“所载群臣章奏，其可否得失，须朝廷共知者，方可纪述，密疏并请不载。
如此则书必可法，人皆守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
[10]。
这里讲的言论“须众所闻见”
，章奏“须朝廷共知”
，是强调了史家撰史所依据此类史料的公开性，即可考察性，以避免历史撰述中“事多纰缪”
的弊病。
李翱和李德裕所提出的批评与建议，在行状和实录备受重视的时代，是有重要意义的。
吴缜《新唐书纠谬》一书，“摘举”
《新唐书》“谬误”
四百余条，“取其相类者，略加整比”
，分为“以无为有”
“似实而虚”
“书事失实”
“事有可疑”
等二十门，旨在证明《新唐书》“不考事实，不相通知之所致”
，论证“为史之意”
首先在于“事得其实”
。
诚然，《新唐书纠谬》所“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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