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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人臣子”
者，“不通于《春秋》之义”
的害处。
他表面上不同意壶遂把他撰述的《史记》同《春秋》相提并论，但事实上《春秋》正是他心目中的楷模，是他撰述上追求的目标。
此外，司马迁对先秦其他史籍，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尤其是《史记》中一些篇的首序和后论，包含着丰富的史学批评方面的见解。
在司马迁之后，有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彪、班固父子继之而起。
刘氏父子校理群书，“条其篇目，撮其指意”
[7]，“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
[8]，于史籍多有评论。
班氏父子因《史记》而著《汉书》，故其评论主要针对《史记》而发，文虽不多，但集中表明了他们同司马迁在撰述思想上的异趣。
[9]二刘、二班在史学批评上对后世都有很大影响。
可以认为，从司马迁到班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真正具有了明确的史学目的而开始起步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脱离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而成为主要之学。
这时期，出现了评论历史专书的著作。
《隋书·经籍志》著录谯周《古史考》二十五卷、刘宝《汉书驳议》二卷、徐众《三国志评》三卷，分别是关于《史记》《汉书》《三国志》的评论，可惜都已亡佚。
从现存的许多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史注中，也可以见到注者对所注史书的一些评论，但它们一般重在注而不在评。
这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史学评论的专篇，其中以《文心雕龙·史传》篇最为知名。
诚然，能像司马迁那样对以往的历史著作提出比较全面的评价，又写出了史学评论的专书，这是到了盛唐时期刘知幾完成的。
刘知幾的《史通》以史家、史书、史学功能、修史机构等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上提出了历史编纂的要求，阐发了史学批评的原则，论述了史学的社会作用和史家修养等问题。
《史通》问世后，与刘知幾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徐坚曾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
[10]至此，史学批评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的地位乃得以确立。
此后，评论史学者，代不绝人，有史学家，有思想家，有文献学家，还有藏书家等，至清代章学诚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他的《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的集大成者。
中国古代史学中有丰富的史学批评遗产，在这个领域，还有待人们辛勤地耕耘。
二、德、才、学、识
刘知幾对史学批评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写出了第一部综论性的史学批评专书《史通》，还在于他首先提出了史才、史学、史识这三个大的史学批评范畴，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
刘知幾的才、学、识“史才三长”
论，贯穿于《史通》全书，但他关于这一理论的概括性说明，则是在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时予以阐述的。
《旧唐书·刘子玄传》记载了这次影响波及千年的名对：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
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
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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