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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弟又书，乃舍之。
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
闻既书矣，乃还。”
《左传》作者对于这一史事未做评论，但联系宣公二年所记，这是非常鲜明地在称颂齐国大史兄弟和南史氏不惜以死殉职的精神。
所谓“董狐精神”
“南、董之志”
，成为中国史学上秉笔直书优良传统的先声和楷模，同《左传》的史学意识及有关的记载是密切相关的。
《左传》的史学意识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表明中国古代史学此时已开始滋生史学批评的思想，孔子对董狐的评论，《左传》对《春秋》的评论和对史官恪守职责、秉笔直书精神的称道，说明古代史学批评从开始滋生之时起，便具有很高的境界。
比《左传》成书年代稍晚的《孟子》，在史学方面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见解。
上文所引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以及“事”
“文”
“义”
的说法，指出了政治形势和史书编写之间的联系，即涉及历史进程和史学发展的关系；指出了历史编纂所包含的事、文、义三个基本方面，并用孔子的话强调了“义”
的重要。
孟子关于历史进程和史学发展的关系的思想，包含着史学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的认识，即认为《诗》代表一个时代，这就是“王者之迹”
；《春秋》代表另一个时代，这就是齐桓、晋文之世。
他概括了史书应当包含事、文、义三个方面，而又不把它们做同等的看待，突出了“义”
的地位，这实际上提出了对史学上的三个重要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
他的这些见解，在中国史学上都是很重要的。
孟子在史学方面的见解，还突出反映在他明确地提出了对关于史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
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
[7]还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这一段话，包含的思想很丰富，一是指出了史家撰史的社会环境；二是从“孔子惧，作《春秋》”
，看出了史家撰史具有明确的社会目的；三是指出了史学的社会作用，即“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
孟子关于史学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在先秦时期的史学上是有代表性的，对以后也有深刻的影响。
先秦时期，从《春秋》和孔子言论，以及《左传》和孟子言论中，大致可以看到，人们的史学意识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丰富的内涵。
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重视史书的结构和文辞；（2）重视史家对史事的评价；（3）推崇“书法不隐”
的秉笔直书精神；（4）提出对史学发展同历史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5）关于对历史撰述的社会条件、社会目的和社会作用的认识；（6）提出了史学上的事、文、义三个范畴，等等。
这些，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汉时期，古代史家的历史意识更进一步增强了。
司马谈临终前同其子司马迁那一番激动人心的谈话，正是这种强烈的历史意识的生动写照。
不仅如此，《史记》一书还洋溢着司马迁的一种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这是先秦时期的史著中所不曾有的、更高层次的史学意识。
所谓史学发展意识，不仅仅涉及对有关史学的某些方面的认识，而且极为看重史学作为一项史学家们不应为之中断的、具有连续性的神圣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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