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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史学现象，不胜枚举。
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史学史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新问题，而发展的空间也越来越辽阔。
最后，还要说一说比较研究的问题。
以史学的比较研究来说，杜维运教授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学者。
杜先生的三本专著《中西古代史学比较》[12]《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13]《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14]，勾勒出了作者在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道路上探寻的轨迹及其丰硕成果。
问题在于，我们不仅仅是要了解杜先生的研究所得，我们更应该去认识作者为何要做这种比较研究，他的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怎样的，他的比较研究所得说明了什么，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怎样的意义等，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应当予以关注和阐述的问题。
当然，凡属于此类重大的比较研究，不论是历史的比较研究，还是史学的比较研究，都应当作如此看待。
以上所说的这些，并无多少深奥之理，只是把当今中国史学所面临的多途发展的形势做了概括的描述。
如果这个描述是符合客观形势的话，那么我想就此做几点结论性的说明。
第一，中国史学史学科应在现有的研究和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开阔视野，从而对当今中国史学的多途发展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要积极开展对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要有系统地对中国20世纪史学做深入研究，要继续推进对中国史学上的历史理论遗产和史学理论遗产的研究，要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之理论遗产的研究，要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古代史学优秀遗产继承和发展的研究。
第三，要自觉地、积极地把中国史学家关于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之研究的研究，纳入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范围，并使其占有相应的和合理的位置，这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在21世纪真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四，视野辽阔，关键在于捕捉重点，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要善于为长远之计，审时度势，慎重选择研究对象。
面对史学的多途发展，分工合作是必要的，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研究者与研究机构之间，研究机构与研究机构之间，建立起合理的分工合作机制，可以分也可以合：分则激起灿烂浪花，异彩纷呈；合则汇成巨流，浩浩****，把中国史学史学科推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必须积极面对当今中国史学的多途发展的趋势，确立起学科建设的新理念，并用这种理念规划我们的研究，确立更为全面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培养新的人才，经过若干年的艰苦努力，庶几产生一批新一代的中国史学史著作，进一步扩大中国史学在世界史学中的影响。
[1]原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
[2]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3页。
[3]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58页。
[4]张广智主编：《西方史学通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5]沈志华编：《贺齐世荣先生八十华诞学术文集》代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页。
[6]参见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7]参见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8]参见刘家和：《中国与世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9～382页。
[9]参见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4—2005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7～64页。
[10]参见目前已出版四辑：刘新成主编，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
第二辑，2009年；第三辑，2010年；第四辑，2011年，后三辑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1]朱政惠、胡逢祥主编：《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前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12]参见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2006修订二版。
[13]参见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1993年三版。
[14]参见杜维运：《中西史学与世界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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