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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史学的比较研究只有建立在历史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得预期的积极成果。
最后，我想引用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自觉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这里讲的是文化自觉问题，然而，细想起来，这一宏大而深邃的理念，确也为中外史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目标。
中国史学史研究，仍然离不开研究一个史家及其所撰史书的思想、体裁体例、价值与局限等并对之做出判断这一模式，因为这毕竟是全部研究的基础。
但是，要在这一基础之上再提升一步，就有必要思考新的路向，本文提出的理论研究、专题研究、比较研究等，在过往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已有一定程度的开展，笔者从中国史学史发展路向的观念出发，把它们明确地提出来，是希望引起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更多关注，对这一新的路向有更加自觉的认识，经过共同的努力，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1]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2]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题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3]关于这方面讨论的报道，参见吴高明：《西北大学历史系研究讨论史学史问题》，载《光明日报》1961年1月4日；《上海史学会座谈史学史问题》，载《光明日报》1961年12月6日；《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载《文汇报》1962年3月13日；《北京师大历史系邀请校内外史学工作者探讨中国古代史学内容、分期问题》，载《光明日报》1962年3月14日；《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载《人民日报》1962年3月23日；郭澎：《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广东历史学会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范畴、内容与分期问题的讨论》，载《学术研究》1963年第1期等。
[4]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载《人民日报》1964年2月29日。
[5]参见白寿彝：《学步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129～154页。
[6]凌晨：《史学史座谈会纪事》，载《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7]参见《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8]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6页。
[9]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2～1443页。
[10]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54页。
[11]参见杜佑：《通典》引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12]参见杜佑：《通典·边防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79页。
[13]参见郑樵：《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24页。
[14]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
[15]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页。
[16]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03页。
[17]参见范达人：《当代比较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书中，作者使用“比较史学”
概念；附录外国学人的论文，有用“比较史学”
者，也有用“历史比较方法”
或“比较方法”
者。
[18]《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初版于1981年面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出版的第2版；《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初版于1988年面世，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修订第3版；《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19]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原序，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第7页。
[20]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序，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1页。
[21]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页。
[22]前一篇论文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9～382页；后一篇论文参见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4～2005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7～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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