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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视为兼容历史上各种见解的“通论”
；三是杜佑本人的融会贯通之论。
尤其是后者，充分显示出杜佑在通识的基础上所提炼出来的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历史智慧的凝聚。
《通典》的史论，有序、论、说、议、评。
序，有全书之序，有门类之序，还有篇章之序。
论，有前论和后论。
至于说、议、评之间的区别，杜佑在《通典·礼二·沿革二·吉礼一》的一首“说曰”
的文末自注说：“凡义有经典文字其理深奥者，则于其后说之以发明，皆云‘说曰’。
凡义有先儒各执其理，并有通据而未明者，则议之，皆云‘议曰’。
凡先儒各执其义，所引据理有优劣者，则评之，皆云‘评曰’。
他皆同此。”
这一段话对于理解《通典》史论的含义，理解杜佑的所谓“说”
“议”
“评”
的真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从这段引文的本义来看，杜佑所谓“说”
“议”
“评”
是属于三个层次的史论：说，是阐说“经典”
的深奥；议，是议先儒的“未明”
之义；评，是评“先儒”
所据之理的优劣。
概括说来，这三个层次就是经典、义、理的区别，故分别用说、议、评表示出来。
这里除了反映出作者在三者之间所把握的极其鲜明的分寸感之外，还有对前人思想遗产的极谨慎的态度。
[9]
杜佑的通识与智慧因所处历史条件及最高统治集团的群体素质均不能与魏徵相比拟，故其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中并未产生与之相适应的重大作用。
尽管如此，《通典》一书作为贯通的制度史专书及其丰富的史论，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结构和国家职能的认识，在当时已经受到政治家们的高度重视。
与杜佑同时代的人们评论《通典》说：“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
[10]“诞章宏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
[11]清代乾隆皇帝从治国安邦的角度高度评价《通典》说：“观其分门起例，由食货以讫边防，先养而后教，先礼而后刑，设官以治民，安内以驭外，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
[12]从这些评价来看，可知《通典》一书在“经邦”
“致用”
方面所蕴含的历史智慧是非常丰富的。
杜佑以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而司马光的通识则主要反映在他提出了史学与政治之关系的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所强调指出的：“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哪些史事“关国家盛衰”
？哪些举措“系生民休戚”
？这是司马光向自己提出的大问题，也是他留给后人阅读《资治通鉴》时应当着重思考的大问题，而智慧就蕴含在这些大问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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