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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注释《汉书》有很大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注史之风的兴盛，产生了不少有影响的史注，对后来历史文献学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
史注的价值，至少有两点是十分重要的，一是有助于读史，二是反映注家的学术旨趣，以至于反映注家所处时代的学术思想和认识水平。
有的史注，甚至成为史书不可分割的部分。
《史记》较早的注是东晋徐广（352—425年）所做的《史记音义》十三卷，“具列异同，兼述训解”
。
其后，南朝宋人裴骃作《史记集解》八十卷，此书“以徐为本”
，“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
以为注[122]。
南朝齐人邹诞生作《史记音义》三卷，“音则微殊，义乃更略”
。
唐贞观年间，刘伯庄又作《史记音义》二十卷，“比于徐、邹，音则具矣”
。
唐玄宗时司马贞在诸家旧注的基础上，“探求异闻，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
，作《史记索隐》三十卷[123]。
司马贞还为每一篇《史记》正文都写了“述赞”
，概括本篇主要内容，没有突出的历史见识，价值要在注文之下。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张守节撰成《史记正义》三十卷，他在序文中说，他对于经书、诸子、地理书、字书“锐心观采”
，“评《史》《汉》诠众训释而作《正义》，郡国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窃探其美，索理允惬，次旧书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
。
据《新唐书·艺文志二》正史类著录，唐人的《史记》注还有：许子儒注《史记》一百三十卷、《史记音》三卷，王元感、徐坚、李镇各注《史记》一百三十卷，刘伯庄《史记地名》二十卷。
大致说来，至唐玄宗开元年间，《史记》之注达到了一个**。
在这些《史记》注中，裴骃的《史记集解》重在采集众说，司马贞的《史记索隐》着力于解说异闻、典故，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尤长于地理，是各具特色而影响较大的三家注。
北宋时刊刻《史记》，把三家注散列在正文之下，合为一编，成为最有影响的《史记》注本。
1959年出版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又把散列于正文之下的三家注移到每段之后，使正文和注文眉目更加清晰，便于阅读。
《晋书》撰成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到了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有高希峤作《晋书注》一百三十卷；又有何超作《晋书音义》三卷[134]。
前者已佚；后者今存，卷上为纪、志部分，卷中为传上，卷下为传下、载记。
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晋书》，将《晋书音义》附于书后，既便于阅读《晋书》时参考，又可窥《音义》原貌。
清人吴仕鉴、刘承幹所作《晋书斠注》一百三十卷，征引资料丰富，注例清晰，足资参考。
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以及他与宋祁等所撰《新唐书》，在宋代都有人为之作注。
李绘的《补注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已佚。
徐无党（？—1086年）的《新五代史注》[135]七十四卷，重在阐明原书义例。
清人彭元瑞（1731—1803年）在徐注的基础上作《新五代史补注》[136]七十四卷，以《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册府元龟》等及宋人文集凡二百余种为依据，以注《新五代史》。
因有徐注在先，故称“补注”
，注稿大部为其门人刘凤诰所完成，有嘉庆十六年（1811年）刊本。
《晋书斠注》和《新五代史补注》都是仿《三国志》裴注体而作，但它们在文献价值上则远不如后者重要。
二十六史的流传和版本，除《明史》《新元史》《清史稿》成书于清代和民国年间，时代未远，清晰了然，其他各史都有复杂、纷繁的历史。
如上文讲到，今天我们见到的《旧五代史》，是清代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并以《册府元龟》等书所存佚文作补充而“复原”
的，便是突出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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