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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它的几个明显的缺陷[115]。
《元史》和《新元史》的产生，前后相隔五个半世纪。
如各以其产生的历史环境和史学条件来评价它们的话，则《元史》的成就当在《新元史》之上。
（二）关于《明史》
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后的第二年即顺治二年（1645年），设立明史馆，着手修撰《明史》。
这很像洪武初年修撰《元史》的情况。
但是，《元史》很快修出，而《明史》的修撰却历时90年而成，在官修前朝正史中是罕见的。
顺治二年设馆，只是议定修撰体例，并无实质上的修撰工作。
这在当时，与其说是具有史学上的意义，毋宁说是政治上的一种需要。
直到34年后即康熙十八年（1679年），在全国形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明史馆开始了修史工作。
大学士徐元文任总裁。
徐元文是顾炎武的外甥，他力荐精于明代历史的万斯同（1638—1702年）参与修史。
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学生，他出于对故朝史事的眷念，应聘入京。
他不任职，不署衔，以布衣参史事，所有纂修官史稿均由他校订。
在徐元文之后，张玉书、王鸿绪相继任总裁，仍以万斯同主其事。
这种情况，在官修前朝正史中也是极特殊的。
万斯同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去世，此前，他已纂成《明史稿》五百卷。
尔后，王鸿绪据此更加增损，纂成《明史稿》三百一十卷，题为自撰，分别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雍正元年（1723年）进呈。
雍正二年，诏以张廷玉（1672—1755年）为总裁，对王鸿绪《明史稿》再加订正，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定稿，是为《明史》首次定本，这上距顺治二年设明史馆，恰好九十年。
乾隆四年（1739年），《明史》刊行，署为张廷玉等撰。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又命英廉等人“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务令首尾详明，辞义精当，仍以次缮进，候朕亲阅鉴定，重刊颁行，用昭传信”
[116]，这是《明史》取得最后定本的过程。
《明史》所根据、所参考的文献主要有实录、私家所撰本朝史、官修典志，以及传记、杂史等五大类，其总数约万卷[117]。
这在以前的官修前朝正史中，也是罕见的。
张廷玉在《上明史表》中追叙了康熙、雍正两朝对修撰《明史》的重视，也肯定了“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
，“首尾略具，事实颇详”
。
追本溯源，万斯同自然当居首功。
万斯同治史，尤重于事实的考核。
他的方法是：“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
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
虽不敢具谓可信，而枉者或鲜矣。
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
[118]万斯同敢于说其所书者“有可损”
，其所未书者“不可益”
，说明他在史料考订上的用功之深。
《明史》虽几经增删而成，但它毕竟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因此，梁启超称赞《明史》“在‘二十四史’中，除马、班、范、陈四书外，最为精善”
[119]。
自《旧五代史》立《外国传》后，《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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