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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有宣扬“天命”
的地方，《元史·太祖本纪》说铁木真十世祖的诞生跟“金色神人”
有关，其《顺帝本纪》又说顺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
。
不过它对“天命”
的渲染并不是很突出。
《元史》的修撰，两次合计只有十一个月，这么短的时间仓促成书，给它带来了不少缺陷、讹误。
首先是文献搜求不完备，尤其是蒙古文文献《脱卜赤颜》（即《蒙古秘史》，亦称《元朝秘史》）未能利用，故于蒙古起源不曾涉及。
其次是史料处理上的粗率，史事重复记载屡屡出现，甚至有一人两传、两人合一的情况。
三是人名、地名的汉译多不统一，由此致误者甚多[114]。
《纂修元史凡例》称“志准《宋史》”
，但它却没有撰艺文志，使读者对元代的学术文化面貌十分茫然。
因其有这些不足之处，后人不断对《元史》进行补证以至于重撰，直至近代而不已，但是从整体上看，《元史》仍然是记述元代历史的最可信赖的著作。
《元史》撰成后的整整550年即民国九年（1920年），清末民初人柯劭忞（1850—1933年）写出了《新元史》一书，由当时的教育部呈送任大总统的徐世昌，“请特颁明令，列入正史，以广流传”
。
次年12月，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正式确认《新元史》为正史之一。
关于《新元史》的撰写经过、所据文献、与旧史体例上的异同，作者未有只字说明。
从徐世昌《新元史序》中，可略知其大概：作者入翰林院后，得以借读馆中所藏《永乐大典》中有关元史资料，“钞为巨帙”
；后又得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并请人翻译洪钧未见到的东西方学者有关撰述；又博采四库未收之书，旁及元碑拓本，“得三千余事”
，“参互考订”
，撰成此书。
《新元史》共二百五十七卷，有民国十一年（1922年）徐氏退耕堂初本和民国十九年退耕堂重订本，二本卷数相同。
它包括本纪二十六卷、表七卷、志七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四卷。
《新元史》之所谓“新”
，主要是在内容上和结构上有别于《元史》。
本纪方面，它根据《蒙古秘史》《元史译文证补》等书，仿《魏书》体例立《序纪》一卷，记载成吉思汗祖先事迹；对元世祖以前史事也有所补充。
它根据《明实录》《明史》等书，增补了元末事迹，在顺帝之后补写了《昭宗纪》。
它删去了《元史》中的后妃、公主、诸王等表，在钱大昕《元史氏族表》的基础上增写《氏族表》，充实了前者所没有的新内容；它新撰的《行省宰相表》，对于反映元朝各行省的政治情况来说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献。
一般地说，它的诸志，对旧史的志也有所增补。
尤其是它的列传，所记人物比旧史的约一千三百人增加了约一千一百人，同时改变了旧史先记蒙古人、色目人，后记汉人、南人的顺序，而以时代先后编次。
此外，它吸收前人的成果，对《元史》中存在的一些讹误也有所纠正。
这些都可以看作《新元史》之所以“新”
的地方。
但《新元史》对《元史》也有很多删节，这种删节在文献取舍上和史文表述上大都不够稳妥。
《元史》本纪有四十七卷，《新元史》只有二十六卷。
其中《世祖本纪》原有十四卷，《文宗本纪》原有五卷，《顺帝本纪》原有十卷，《新元史》删节后分别为六卷、二卷、四卷。
《元史》本纪多据实录写成，保存了原始材料的面貌，新史之删，难免失真。
《新元史》还因袭了《元史》的一些讹误，而对增补部分又未注明其所据，使阅读和研究极为不便。
后柯劭忞后人刊刻其草稿《新元史考证》五十八卷行世，但残缺疏漏太多，不足以弥补它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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