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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我们要了解、研究西魏的历史之第一手材料，主要应阅读《周书》。
从横的方面看，南朝四书与北朝四书所记史事存在着联系，这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在阅读其中某一部书时，就要注意到与之相关联的其他各书。
读《魏书》时，要注意到《宋书》《南齐书》《梁书》；读《陈书》时，要注意到《北齐书》《周书》《隋书》；等等。
又如，上述这种联系，都是从总体上着眼。
而有些联系则隐蔽在各书所述的有关史事中，这同样是不能忽略的。
《北齐书》所记，实际上包括东魏、北齐两朝史事，所以研究东魏历史，仅读《魏书》是不够的，还要读《北齐书》。
《周书》所记，不仅包括西魏、北周，同时兼及东魏、北齐和梁、陈四朝史事，所以研究这一时期全国范围的历史发展大势，阅读《周书》是很必要的。
《魏书·序纪》，追溯拓跋氏先世事迹至二十七代，略述了拓跋氏的发展源流。
梁元帝末年，宗室萧詧建立后梁政权，先后依附北周及隋，传三代三十余年，但《梁书》不载此事，而《周书·萧詧传》则论之颇详。
这样的例子，“八书”
中还有不少。
总之，“八书”
之间纵横交叉的情形是错综复杂的。
了解这种情形，有利于我们的阅读和研究。
（三）长短互见
这是就“二史”
和“八书”
的比较来说的。
李延寿的《南史》多取材于宋、齐、梁、陈四书，《北史》多取材于魏、齐、周、隋四书，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二史”
虽出于“八书”
，但在著述思想、材料去取、文字繁简上，又不完全同于“八书”
，两相对照，长短互见，二者均未可轻废，这是阅读和研究“八书”
“二史”
时要注意到的又一个问题。
第一，关于著述思想。
李延寿撰《南史》《北史》，是为了继承他父亲李大师“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
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则不能备，亦往往失实。
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
[68]的遗志，这无疑是隋唐统一政治局面对历史撰述提出的新的要求的反映。
因此，“二史”
倾向统一的著述思想是“八书”
（除《隋书》外）所不能企及的。
首先，作者从全国统一、“天下一家”
的观点出发，摒弃了《宋书》《南齐书》有关“索虏”
和《魏书》有关“岛夷”
的相互诋毁之辞，同时把南北朝诸帝一概列入帝纪。
这种不再强调华夷界限的思想，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和隋唐时期政治统一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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