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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晔两《汉书》，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
他建议：“能通一史者，请同《五经》、三传例处分”
，“其三史皆通者请录奏闻，特加奖擢”
[3]。
可见唐人所谓三史，是指《史记》《汉书》和《后汉书》[4]。
十三史和十五史。
这两种说法，不如三史之有定名，但唐人的这种意识显然是存在的。
宪宗、文宗之际，刘轲《与马植书》论历代史时，指出：自《史记》《汉书》以来，历数言东汉史者、言“国志”
（即三国史）者、言西晋史者，言东晋史者、言宋史者、言齐史者、言梁史者、言陈史者、言十六国史者、言魏史者、言北齐史者、言后周史者、言隋书者。
[5]以上共十五史，若据唐修《晋书》实际包含两晋、十六国史，则为十三史。
《旧唐书·经籍志上》史部正史类后序指出，自《史记》以下，有前汉、后汉、魏、晋、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后周、隋等朝正史，总为十三史，大致反映了唐人的看法。
这十三史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
此外，唐人也有十五史的意识，这就是加上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
如《通典·选举典五》在列举“举人条例”
时写道：“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
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隋书》志。”
这里说的《隋书》志，即《五代史志》，实则还包括梁、陈、北齐、北周四朝典制。
以上合计，是为十五史。
十七史。
这是宋代以后很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在十五史的基础上，增加欧阳修、宋祁所撰《新唐书》和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合为十七史。
据王鸣盛考订，十七史的广为流传，是在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出禁中所藏”
诸史雕版印行以后。
[6]这可以从曾巩、李焘、刘攽等人分别为《魏书》《周书》《梁书》《陈书》《隋书》所撰写的目录序中，得到确证。
“十七史”
之称，在宋代很流行。
仅《宋史·艺文志》史部史钞类著录，用“十七史”
名书者有周护《十七史赞》，佚名《名贤十七史确论》；子部类事类有《王先生十七史蒙求》。
宋人虽以《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取代《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的位置，但事实上后者仍未废置。
朱熹针对科举科目提出：“诸史则《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
[7]十七史在金朝统治范围内同样受到重视，其科举考试，“以《六经》、十七史、《孝经》《论语》《孟子》及荀、扬、老子内出题”
，并对十七史版本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即“《史记》用裴骃注，《前汉书》用颜师古注，《后汉书》用李贤注，《三国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书》《陈书》、魏收《后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徵《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
[8]。
从这里可以看出，金朝所谓十七史，包含《旧唐书》和《旧五代史》而无《南史》和《北史》，这是它跟宋人所说的十七史的异同所在。
清代考史学者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意在本于宋元人十七史之说，但其所考、所论，还是不免要涉及《旧唐书》和《旧五代史》，故事实上实为“十九史商榷”
。
二十一史和二十二史。
二十一史之说始于明代，它在宋人所谓十七史的基础上，又增加元修宋、辽、金三史和明修《元史》。
明朝南北国子监先后在嘉靖初和万历中，分别刊刻二十一史，世称“监本二十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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