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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
这是把“钦定”
的《史记》等二十四史列为正史，并强调“未经宸断，悉不滥登”
“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
，从而使正史处于史书中之最崇高的地位。
而有关正史的训释音义、掇拾遗阙、辨正异同、校正字句等著作，均分别列于各史之后。
自是，近二百年来，正史即“二十四史”
遂成为一个固定的概念，至今为人们所袭用。
以上关于正史的两种认识，一是指纪传体皇朝史而言，二是指官修史书而言。
前者内涵比较具体，后者内涵则过于宽泛。
20世纪以来，尽管这两种说法都有影响，但从主要倾向来看，所谓“正史”
，即专指作为纪传体皇朝史的“二十四史”
。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规律性的认识，即“正史”
的概念，千余年中，其含义或宽或狭，几经变化，最后以专称“二十四史”
作为最有影响的确定的概念。
近人先后增《新元史》而成“二十五史”
，再增《清史稿》而成“二十六史”
，只是姑妄言之罢了。
1935年，顾颉刚在《二十五史补编》序中写道：“《二十五史》为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举”
，这是从史学的最基本的方面高度评价了历代正史的史学价值。
三、辩证地看待正史和野史
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正史和野史都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问题在于，人们应当怎样对待它们，尤其是应当怎样看待野史的撰述及其价值。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我们在对待野史和正史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上，应比前人有更多的理性认识：一是应有全面的和辩证的观点，二是应有历史主义的观点，三是应有批判继承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些观点，前人也都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料，这些思想资料多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可供我们参考、借鉴。
首先，关于全面的和辩证的观点。
明代史家王世贞针对本朝的史学，就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得失阐述了精辟的见解。
他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22]这一段话，概括地指出了国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偏颇和缺陷及其在史学上毕竟又都各有长处而“不可废”
的道理，言简意赅，可谓史学批评史上的确论。
他所总结的“人恣而善蔽真”
“人臆而善失真”
“人谀而善溢真”
的三种情况及有关概念，具有值得重视的理论、方法论意义。
从这里我们得到这样的启发，所谓全面的和辩证的观点，一是对正史、野史、家史的得失应做综合的评价，不应做孤立以至于对立的看待；二是对野史本身的长短应做辩证的看待，以避免陷于偏颇的误区；三是由此而及于全部史学遗产，亦应作如是观。
其次，关于历史主义的观点。
不论是对野史、正史，还是如王世贞所说的国史、野史、家史，都应做历史主义的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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