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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洁。
由此我们亦可窥见：野史和正史是大不一样的。
史载：“（唐昭宗）龙纪中，有处士沙仲穆，纂《野史》十卷，起自大和，终于龙纪，目曰《大和野史》。”
[4]沙仲穆与陆龟蒙大致同时代。
这或许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第一部以“野史”
为名的野史著作。
两宋以下，以野史命名的著作就逐步多了起来。
如北宋龙衮撰《江南野史》，记述南唐史事；《宋史·艺文志》二、三分别著录《新野史》十卷和《野史甘露记》二卷，《明史·艺文志》“杂史”
类著录《野获编》八卷、《傃庵野钞》十一卷、《三朝野记》七卷、《野记矇搜》十二卷、《南诏野史》一卷；清代以来则有《南明野史》《清季野史》等。
实际上，以野名史者只是野史中的极少一部分，野史的真正数量要比这大得多。
宋人左圭所编《百川学海》、元人陶宗仪所编《说郛》、清留云居士所辑《明季稗史》，以及近人编纂的《清朝野史大观》等书，都汇集了丰富的野史资料。
从野史的渊源来看，它本是杂史的一部分。
唐沙仲穆所撰《大和野史》，《新唐书·艺文志》即著录于“杂史”
类。
明祁承?著《澹生堂藏书目录》，于“杂史”
类分列野史、稗史、杂录三目。
这都证明野史实出于杂史。
《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
类小序，概述了杂史在有关体例、作者、内容上的几个特点。
从体例上看，西汉以来，有些史书，“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
，此其一；从作者身份来看，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
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
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
，此其二；从所记内容来看，东汉以下，史学逐渐突破官府藩篱向民间发展，故“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名其志，而体制不经。
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
，此其三。
杂史所具有的这几个特点，使它和正史有着明显的界限和区别，也可以说是它“野”
的表现。
“杂”
与“野”
是有联系的。
刘知幾《史通·杂述》篇，胪列正史以外的“史氏流别”
凡十种：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
其中，即有不少属于野史之列。
[5]
宋明以降，野史发达。
明人高儒于嘉靖十九年撰成《百川书志》，其于《史志》篇新创《史咏》《文史》《野史》《外史》《小史》等类，将野史独立成目。
而所谓“野史”
的内涵亦愈来愈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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