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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联系真来了，又如从疑古走向考信的顾颉刚，在其于1945年所著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的“引论”
中，关于“民国成立以后”
中国史学之进步的原因，也十分强调历史观的重要，他写道：“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
这是他对“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
的评价，比之于梁启超之限于“良史”
的判断来得更加广泛。
再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始人郭沫若，在其第一部历史著作中不无针对性地指出：“谈‘国故’的夫子们哟！
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
[2]其锋芒不在梁启超之下。
最后，历史观的进步与变革，是历史学在其本质属性上的进步与变革。
李大钊曾撰《史观》一文，指出“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纪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
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
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性的”
。
[3]他在另一篇论文中还说过：“因历史事实的解释方法不同，从而历史的实质亦不同，从而及于读者的影响亦大不同。”
[4]他的这些论述，一则表明了历史观是不断发展的，二则表明了历史观之决定着史学的“实质”
，是很有道理的。
当然，对于每一个历史研究者来说，进步的历史观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的结论；历史文献、史学方法、社会环境、相关学科、主体素质等，都会影响到历史研究的过程及其结论。
但是，人们考察一个时代的或一个历史阶段的史学面貌时，无疑应当把历史观放到应有的位置上予以关注，这对于人们就任何一个具体问题做出恰当的判断，都是有益的。
对20世纪中国史学，亦应作如是观。
[1]原载《今晚报》，1997年9月18日。
[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页。
[3]李大钊：《史观》，《李大钊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4页。
[4]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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