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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实际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获得新的结论，是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有效途径。
从中国史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坚持唯物史观、发展唯物史观，是崇高的目标，也是艰难的任务。
除了上文所讲的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继承前辈学者的学术遗产和治学经验外，作为一个真诚的史学工作者应当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从而获得新的结论。
如此聚个体为群体，积少成多，由微而显，则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和史学的结合必将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其发展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开阔。
在这方面，确有许多工作要做。
举例来说，20世纪80年代，有些学者读到西方近代历史哲学著作并以此为参照，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只是叙述史事而已。
我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总觉得这种看法不妥，有三点原因。
第一，以西方近代历史哲学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史学，这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看待问题的方法论原则。
第二，从中国史学实际出发，像《史记》《汉书》《通典》《资治通鉴》等这些宏伟的著作，倘若没有思想、理论作基础，它们是怎样写成的呢？症结在于，对于《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及书中大量的“太史公曰”
，以及《汉书·叙传》和书中的“史臣曰”
，《通典》自序及书中的序、论、说、议、评，司马光的《上资治通鉴表》及书中的“臣光曰”
等，都不被看作理论或者包含着理论因素的文字。
显然，这是一种简单的、片面的看法。
第三，关于理论的表现形式，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往往都有自己的传统，中国学人的传统是言简意赅，西方学人的传统是逻辑严密，各有自身的长处，不应说逻辑严密者是理论，言简意赅者不是理论。
此外，中国因文明没有中断，因此对许多概念、范畴的探讨具有连续性，贯穿于古今之间。
更重要的是，中国学人具有“未尝离事而言理”
的传统，重视理论与事实的结合，而这正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之一。
我的这些看法，都得力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的指导。
再譬如，我们对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从政治、军事层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到思想的层面进行思考，从而逐步认识到民族关系中始终存在着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虽然时隐时现，但从未中断过；不论是三国时期，南北朝时期，西夏、辽、宋、金时期，还是汉、唐、元、明、清、民国时期，其间在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都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贯穿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是这一历史过程发展的最高阶段。
我们对此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学术上的信心，也是得力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指导的，得力于通过对一般历史事件的认识进而探寻其中存在的规律性的学术追求。
总之，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必须结合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研究而提出新的问题，使认识得到提高，史学得以发展，唯物史观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必将更加充分地显现出来。
[1]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2期。
[2]恩格斯：《恩格斯致弗·雅·施穆伊洛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1～722页。
[3]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页。
[4]即蒲鲁东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编者原注。
[5]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9～580页。
[6]《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7]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7页。
[8]白寿彝、何兆武、刘家和、齐世荣等：《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座谈会发言摘要）》，载《世界历史》198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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