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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8月，“侯外庐同志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说：‘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效仿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同时我相信这一方面的研究会在业绩方面呈现于全世界的文坛，虽则说并不脱离其幼稚性，而安步总在学步之时可以看出来的’。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时期的一个总结。
所谓‘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总结中国的历史遗产，亦即使马克思主义带上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这无疑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变革”
。
[7]由此可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来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
。
“掘发”
和总结这一传统，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自信心具有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撰写中国历史，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围，而且根据中国的历史特点，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并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带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新的总结并做出具有时代精神的解说，仍然是中国历史学的重要任务，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则肩负着更重的责任。
1983年，白寿彝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
座谈会上这样讲过：
我国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是回答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现实所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如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前途问题，亦即中国的历史命运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他们是交了卷的，成绩是巨大的。
现在，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处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新的历史时期，现实生活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重大的、迫切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回答了没有呢？还没有。
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用历史家的严肃的态度来思考这些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
[8]
白寿彝接着提出两个具体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社会主义建设”
，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群众教育”
，并对它们应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做了说明。
30年过去了，重读白寿彝的这些话，其深刻见解令人为之动容。
20世纪末，白寿彝在全国许多同行的支持下，历经20年的努力，撰写并出版了12卷本22册的《中国通史》，在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诸家中国历史撰述之后，把中国通史撰述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这部《中国通史》的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它从理论的高度和史学发展的实际雄辩地说明了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历史学有撰写多民族历史的传统，而《中国通史》就是当代史学家们撰写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面貌的反映。
第二，中华文明是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伟大文明，这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所决定的。
联系白寿彝1983年的那番讲话，这部《中国通史》也可以看作他同一批史学家合作，“回答”
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
这里，我想强调关于总结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的重要性。
首先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遗产进行总结；其次是对中国近代史学（主要是“新史学”
和新历史考证学）的理论遗产进行总结；最后是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加以总结，进而使这三个方面的理论遗产融会贯通，并结合当前史学发展提出的问题，逐步建立起中国史学的话语体系，这对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时代的前沿，回答“现实问题”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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