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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样写道：
50年代末、60年代初，历史教学研究者中，有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或侯外庐叫做“四大家族”
的；有称郭、范、侯、翦、吕为“五老”
的，如今五老都不在世了。
我想可以说，这大概宣告了中国最早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活动的终结。
他们那一代人为推进时代前进，付出了辛勤劳动。
他们做完了时代交给的答卷。
他们是应当受到我们尊敬的。
世界历史潮流不断发展前进。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必须跟上时代步伐，不断发展前进。
这要求我们做好许多工作。
了解先驱们的成就，吸收他们留下的遗产，是那些工作中的一个部分。
只要以往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表现出了巨大生命力的，那么，现在和今后，按照新的条件，坚持这种结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就是长青的。
先驱者们的工作不会一旦遭到白眼而速朽。
[36]
历史就是这样。
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几位史学家也都已经辞世。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前辈们的这些反思，是不会白费的。
他们的反思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想遗产，同样会产生积极的效果，推动中国史学继续前进。
最后，我还要说明几点。
第一，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都不应视为史学家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这是因为每一次反思，一方面都有时代的原因促成，换言之，史学家的反思都不能脱离他们所处的时代及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又都是史学发展上的积累和要求，尤其是思想上、理论上的积累和要求。
总之，每一次反思，都是时代和史学共同促成的，因而都具有积极的社会影响。
第二，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所产生的影响，有的表现得很迅速、很明显，如梁启超的《新史学》为代表的第三次反思；而有些反思却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被人们充分理解并予以接受，成为史学发展的新的内在动力。
这或许是一个规律。
第三，史学上的反思之所以能够推动史学的发展，是因为每一次反思都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面世。
从刘知幾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梁启超的《新史学》、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一直到侯外庐、尹达、刘大年、白寿彝、尚钺等老一辈史学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论述，都在他们所处时代之史学的理论成就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史学有自我反思的优良传统，这是中国史学之树能够常青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1]原载《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1期。
[2]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0页。
[3]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68～3170页。
[4]参见《史通》书首原序及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71页。
[5]刘知幾：《史通》卷八《书事》篇引荀悦之论，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13页。
荀悦：《汉纪·高祖皇帝纪》，《两汉纪》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页。
[6]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3页。
[7]如《文史通义》中的《原道》三篇。
[8]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页。
[9]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家书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页。
[10]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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