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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认识又是有矛盾有反复的，正确的和错误的认识往往交织在一起，不可以看得太单一。
[31]
这是一种冷静的、理性的和充满自信的反思。
尚钺更是充满**地写道：
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认真研究。
我希望史学园地百花盛开。
我们留给子孙后世的，不应该是鏖战之后的残垣断壁，而应该是一座五彩缤纷的大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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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话，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真诚信念和学术热情，读来使人深为敬佩。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怎样进一步发展中国史学。
对此，侯外庐始终认为，中国史学工作者应当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和奋斗目标，那就是：
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
所谓“民族化”
，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
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的历史宝库。
我曾试图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看作是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问题的理论在中国引申和发展。
而这项工作不是我个人所能做到的，但却心向往之。
他联系历史上的教训，进一步指出：
“五四”
以来，史学界出现一种盲目效仿外国的形式主义学风，企图按照西方历史模式来改铸中国历史，搞所谓“全盘西化”
，往往因此跌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坑。
我对这种学风深不以为然，在40年代我就说过：我们中国学人应当学会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学会使用新的方法来掘发自己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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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侯外庐始终坚持这一见解，可见他认为这个问题的重要。
这篇写成于1982年、修订于1986年的《自序》文稿，真可谓一篇世纪的反思了，而作者的民族精神和对民族文化的自尊、自信则洋溢在字里行间。
白寿彝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出了具体的设想，这些设想包含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关于历史资料的重新估价问题；第二，史学遗产的重要性；第三，取鉴于外国历史的问题；第四，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第五，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的问题；第六，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问题。”
这几个问题都是专业性很强的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并做出成绩来，才谈得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
白寿彝满怀史学家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语重心长地说道：
这就是说，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在思想上、理论上要有明确的认识，而且要体现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才能使中国史学不断前进。
刘大年从历史渊源上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在晚年写成的一篇鸿文《评近代经学》中写道：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典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是可以沟通的。
也就是说，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有内在的根据。
尽管中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相隔遥远的历史时代，属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不同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但中国古代典籍复杂多样，其中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一向是人们所熟知的。
自然它的形式是中国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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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年所得到的这一结论，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信心。
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从本质上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自我反省。
这次反思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史学的未来。
1988年，刘大年为纪念侯外庐而写下的一段话，可以视为他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对这次反思做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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