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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著专文《封建论》予以驳斥，反复论证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18]。
这表明，“分封”
与“郡县”
的设立，都是形势使然。
但是，任何决策与措施乃至制度，毕竟还是要通过人来制订和实施的，这就进而提出了杰出人物的意识和思想同客观时势的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司马迁著《史记》时，就已经提出来了，他在讲到做人物传记时这样说：“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19]他说的“不令己失时”
，是针对各阶层代表人物说的。
显然，这个“不令己失时”
对于杰出人物来说，因其特殊地位与社会影响的重要，就显得更为突出了。
柳宗元的《封建论》强调了“势”
的作用，是历史观上的一个里程碑。
柳宗元所论，无疑包含了“圣人”
对“势”
的认识，但并未直接道出来。
但柳宗元所论却启发了宋人苏轼。
苏轼指出：“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
时非圣人之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
[20]可以说，这是对司马迁、柳宗元所论的一个极好的诠释。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是一个从存在到意识，再从意识反作用于存在的认识问题。
当然，对古人来说，这种认识还处于朦胧阶段，但在历史观的发展上，却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天生蒸民”
“天生民而立之君”
到柳宗元指出“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民）之意”
[21]，人们经过漫长的社会实践和思想历程，终于走到了这一历史认识的高度。
再就历史鉴戒来说。
人们从较早的历史记忆即远古传说，发展到自觉的历史借鉴思想和理论，也经历了漫长的社会实践和思想历程。
人们同自然灾害的关系、原始部落之间冲突的关系以及对自身所处人群之所由来的关注，是原始历史记忆的主要内容。
从《尚书·盘庚》可以看出，人们已经自觉地认识到迁徙对于部落乃至国家生存的重要。
从西周初年的历史来看，统治者已经自觉地认识到总结前朝历史教训的极其重要性，并以此教育统治阶层的贵族们。
如《尚书·召诰》所强调的“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
，充分表达西周统治者对夏、殷两朝灭亡之教训的高度重视。
《尚书·周书》中的《洒诰》《梓材》《多士》《无逸》《立政》《多方》《君奭》等篇，一方面是总结殷朝贵族腐败的历史教训，一方面是提出西周王朝“明德慎罚”
的治国理念。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后一个王朝深刻总结前一个王朝之所以败亡的原因并以此为鉴的重大事件，而这正是西周王朝通向“成康之治”
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
可以说，《尚书》在历史借鉴方面给后人保存了最早的思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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