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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转移到周。
周王朝提倡“明德”
，强调以德治天下，就是出于这种历史观。
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天命”
观经不住现实的检验而开始动摇，从而出现了“天道远，人道迩”
[15]的观念，人们愈来愈重视人事了。
一部《战国策》，反映了战国时期人们都是在讲人谋的作用。
到了汉武帝时期，司马迁著《史记》，只是偶尔提到“天命”
而着力写出了各阶层代表人物的思想和作用。
可以说，《史记》确立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人本主义传统。
尽管其后还有对“天命”
的称说，但其神圣性已大为淡化了。
唐代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史学批评家，他在《天说》一文中，从历史观和自然观上，彻底否定了“天”
具有赏功罚祸的意志和能力，进一步揭去了“天”
的神秘面纱。
在柳宗元看来，天地、元气、阴阳都是物质，是没有意志的，因而不具有赏功、罚祸的能力；功与祸只有通过其自身去说明，祈望和呼唤“天”
来赏罚，给予人们以同情和爱护，那是再荒谬不过了。
[16]柳宗元的《天说》引发了刘禹锡做《天论》三篇，把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化了。
《天论》在理论上的贡献有三点。
第一，把天的作用和人的作用做了严格的区别和界定，认为：“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
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
第二，论证了“天之能”
是自然作用，“天”
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是万物“生植”
的条件：“人之能”
是社会作用，“人”
是按照“法制”
进行生产活动、政治活动和伦理活动的。
第三，试图从认识论上解释人们在“天人之际”
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的社会原因，结论是：“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
[17]《天论》在阐述“天”
与“人”
及“天人之际”
问题上，比《天说》更精细了。
人们逐步从“天命”
观的阴影中走出来后，又会碰到另一个与历史观密切相关的问题，这就是“圣人之意”
同客观形势的关系。
柳宗元针对历史上的分封制是“圣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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