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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著作大多如此；《唐鉴》《藏书》《续藏书》《宋论》《读通鉴论》《读史方舆纪要》等著作在理论成分上要更多一些，但也还不是脱离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环境而专讲理论的。
第二，从先秦诸子开始，中国的大思想家很少有不讲历史理论的，其中如荀况、韩非、董仲舒、王充、柳宗元、黄宗羲等是很突出的。
第三，中国学人很早就把“史论”
视为一种专门的文体而加以重视，如6世纪初编纂成书的《文选》，其中有“史论”
两卷；10世纪下半叶纂修成书的《文苑英华》不仅收入了更多的“史论”
，而它收编的论封建、论文、论武、论臣道、论政理、论食货、论刑赏、论兴亡，亦大多属于史论的性质。
再以史学理论而言，除《史通》《文史通义》这样著名的专书而外，在许多史学家、思想家的序录、简牍、论文中，尚有不少可供发掘的地方。
应当承认，对这一大笔史学遗产能够真正了解和运用的人，还不是很多的。
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证明我们今天的史学理论研究，只应限于对传统史学理论的发掘，不必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不必吸收外国史学理论，那显然是不对的，也是幼稚可笑的；我只是想说明，对这一部分史学遗产的重视和研究，或许对推动当前史学理论的发展会产生一点积极的作用，对建立中国风格的史学理论体系会有一些有益的启示。
从以上这样一个极粗略的历史考察来看，我以为至少可以得到两点认识。
第一，历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分途，是在历史学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之后才出现的；它们在分途之后虽仍有不可截然割断的联系，然其各自内涵的不同则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在史学理论研究上，从刘知幾到章学诚，是有优良传统的。
其成就固不可与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相比，亦不可与近代以来的外国史学相比，但作为史学遗产和优良传统，还是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的。
甚至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的历史科学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就应当在批判继承、吸收古今中外史学理论成就的基础上，产生出如同《史通》和《文史通义》那样影响深远、可以传世的新的史学理论著作。
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是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研究领域，后者是人们在研究宏观历史过程中积累和概括出来的理论，如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性、统一性、多样性，历史发展的趋向，以及对重大历史现象和众多历史人物的评价的原则与方法，等等；前者是人们在研究史家、史书、史学流派、史学思潮等史学活动和史学现象过程中积累和概括出来的理论，如史学的目的、史家的修养、史书的编著、史学发展的阶段性和规律性、史学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等等，这是它们的区别所在。
同时，它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史学活动也是一种历史活动，它也应当被包含在历史理论所概括的一切历史现象之内；从史学的观点来看，史学家乃至一切从事社会实践的人对历史的研究、评论，也都在史学理论所应当总结和概括的范围之内。
唯其如此，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似不应脱离对客观历史的研究而只致力于史学的研究；同样，似亦不应只停留在对客观历史的研究上，而不涉足于史学的研究，对自己的工作做自觉的反省，而应当把这二者结合起来。
当然，这种结合不必是也不可能是“平分秋色”
，可以各有侧重。
如果有较多的史学工作者能够这样来安排自己的研究工作，那么我国的历史科学事业一定会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
在弄清了各自的研究对象之后，进而碰到的问题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内容是什么？历史理论研究的内容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只有经过反复的研讨、辩论，才可能逐步明确起来。
这篇短文，已或多或少涉及这方面的问题，这里就不再做更多的阐述了。
[1]原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2]载《光明日报》，1986年12月3日。
[3]载《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
[4]刘知幾：《史通》《原序》，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页。
[5]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1页。
[6]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9页。
[7]刘知幾：《史通》卷七《曲笔》，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8]刘知幾：《史通》卷十《辨职》，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1～262页。
[9]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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