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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书种类繁多，体裁丰富。
种类主要是按内容来区别，体裁则是指它们的编撰形式。
中国古代史学创造出来的丰富的体裁，能不能经过批判、改造之后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所用？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在史学界已有一些同志在思考，在探索，但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和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民族形式的结合。
当然，这绝不是说，今天的史学工作者都一定要按照传统的史书体裁去编撰史书。
我认为，如果恰当地看待这个问题，就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考察，即中国史书的各种传统体裁中是否存在着某些长处，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举例来说，如历来被称为纪传体的综合体，在经过适当的改造并吸收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一些优点之后，是否在用来表述历史的全貌上会显示出更多的长处？又如对《明儒学案》《宋元学案》那样的学案体，在经过必需的改造之后，是否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一种比较好的学术史或学术史资料的编撰形式？像这样一些问题，是很值得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探索的。
从比较完全的意义上说，中国史学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史学家们关于史书体裁的讨论，则自魏晋迄明清进行了1500年左右，新的史书体裁也不断被创造出来，这说明我国史学上有重视史书表现形式的优良传统。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要进一步取得民族的形式，就有必要对中国史书的传统体裁做有选择的批判继承，使之跟今天通行的历史编纂形式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族形式。
历史科学的民族形式，还包含着对文字上的表述形式的要求。
有的学者把历史著作中史学家对历史的文字表述称为历史文学，是很有道理的。
中国史学家在历史文学方面的成就是令人惊叹的！
如《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在写战争，写人物、写场面（不是文学场面而是历史场面）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这些书，分别经历了20多个世纪和9个世纪而始终受到人们的喜爱，它们在历史文学上的成就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刘知幾主张写历史应采用“方言世语”
，“从实而书”
。
[7]顾炎武《日知录》里有《文章烦简》《〈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等条，章学诚《文史通义》里的《文德》《文理》等篇，也都讲的是史书的文字表述问题。
郑天挺早年撰写的《中国的传记文》[8]和白寿彝先生近年撰写的《谈历史文学》，[9]则比较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史学在文字表述上的民族形式的成就和中国史学家在这方面所积累的宝贵经验。
最近，黎澍同志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民族形式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语言。”
又说：毛泽东的语言，“生动、合乎逻辑，有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熟悉和喜爱的古典语言的民族特点，对近四十年来的文风有极大的影响”
[10]。
这些话讲得很深刻。
我国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也都是我国史学界中运用民族语言的大师。
总之，中国史学家在文字的表述形式上，或者说在历史文学上，成就是卓越的，经验是丰富的。
我们应当认真地研究这些成就和经验，继承和发扬这方面的传统，促进我国的历史科学在新的水平上、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取得民族的形式。
[1]原载《光明日报》，1984年2月8日。
[2]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3]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页。
[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5]恩格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2页。
[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页。
[7]参见刘知幾：《史通》卷六《言语》，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
[8]参见郑天挺：《探微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8～276页。
[9]参见白寿彝：《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5～140页。
[10]黎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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