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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余继登的《典故纪闻》、陆容的《菽园杂记》，以记明朝故实为主；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谢肇淛的《五杂俎》，以记明代社会风俗著称；朱国祯的《涌幢小品》，内容很丰富，于制度、风俗、人物都有记述；李乐的《见闻杂记》写了一些人物的行事；叶子奇的《草木子》记载了元末明初红巾军的事迹；吴应箕的《东林本末》、蒋平阶的《东林始末》，是分别用纪事本末体和编年体写出了明末“东林党”
的事迹。
清代有留云居士所辑《明季稗史》十六种，包含了有关明季历史的不少重要史料。
稗史可补官史之阙，而因其数量之多扩大了同社会接触的层面。
二、经济史撰述的繁富
在明代史学发展上，经济史著作处于引人注目的地位。
《明史·艺文志》史部故事类所著录诸书，有关经济史方面的占了半数以上，名目有会计、田赋、均役、厂库、漕政、盐政、屯田、荒政等；地理类所著录的有关治河、水利诸书，也与经济史有密切的关系。
这些书，分开来看，只是关于一个方面的问题或一个方面的政策；合而观之，它们多与国计民生，社会经济相关联。
这里，仅就治河、漕运、水利之史和农政、盐政、荒政之史两个大的方面，略述梗概。
《明史·艺文志》地理类著录治河之史，有刘隅、吴山各撰的《治河通考》，有潘季驯的《河防一览》等多种；著录水利之史，有《三吴水利论》《三吴水利录》《三吴水利考》等关于东南水利之史多种；同书故事类著录邵宝以下诸人所撰漕政、漕运之史多种。
明人笔记，也多有涉及这些问题的。
潘季驯的《河防一览》十四卷，是明代治河之史的代表性著作。
作者自嘉靖至万历年间，四奉治河之命，总理河道，首尾27年，成绩显著，本书总结了前人的和他自己的治河主张与治河经验。
黄克缵的《古今疏治黄河全书》四卷，所记上起商代，下迄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苏庄之决，最后陈述当世治河方略。
此书在阐述治河之史方面，有明确的宗旨。
《漕政举要录》十八卷，是明武宗时总督漕运的邵宝所撰，于论漕政中颇涉及漕运之史。
在世宗时负责总运江北的杨宏所撰《漕运通志》十卷，是专讲漕运古今沿革的书，以表、略的形式分论漕渠、漕职、漕卒、漕船、漕仓、漕数、漕例、漕议、漕文。
黄承元的《河漕通考》二卷，上卷论治河，下卷论漕运，上溯历代，下迄万历，是纲要式的通论。
归有光的《三吴水利录》四卷，以采辑前人论东南水利之尤善者七篇编为前三卷，末卷为作者自撰的《水利论》二篇。
作者于本书小引中说，他是“取其颛学二三家，著于篇”
，以取代一般的“奏复之文，揽引途说”
。
清人认为：“言苏松水利者，是书固未尝不可备考核也。”
[3]王圻的《东吴水利考》十卷，以图考为主，末卷为历代名臣有关奏议。
清人讥其疏略，但这书的表现形式是可取的。
自宋元以下，关于治河、漕运、水利之史的著作逐渐多了起来，至明代尤呈发展趋势。
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密切程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随着对这种关系认识的提高而丰富了经济史撰述的内容。
《明史·艺文志》子部农家类著录徐光启《农政全书》六十卷、《农遗杂疏》五卷，张国维《农政全书》八卷等。
史部故事类著录关于各地盐政志多种，以及林希元《荒政丛言》、贺灿然《备荒议》、俞汝为《荒政要览》等。
这些书同马政、船政等书一样，以“政”
名书，其内容有不少是讲“史”
的。
《四库全书》于史部中立“政书”
类，是有道理的。
这些书是从另一个较大的领域反映了作者们对经济史撰述的重视。
徐光启（1562—1633）的《农政全书》是综合性的农学名作，也是关于农政之史的名作。
全书包括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十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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