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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通的，这反映了他们在这个重大历史经验上的共识。
贾谊把历史经验运用于当世，提出著名的《治安策》。
其主要论点是：第一，关于封国问题，“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第二，关于秦朝以来“以侈靡相竞”
的世风问题，主张皇帝本人要亲自过问“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
的事情。
他的这两条建议，都被汉文帝采纳了。
晁错在《举贤良对策》中，根据汉文帝诏策提出的问题：关于“明于国家大体”
，他“以古之五帝明之”
；关于“通于人事终始”
，他“以古之三王明之”
；关于“直言极谏”
，他“以五伯之臣明之”
；关于“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
，他“以秦事明之”
。
他论“秦事”
，又是从“能兼六国，立为天子”
，讲到“上下瓦解，各自为制”
[7]。
从五帝、三王、五伯到战国与秦，这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对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的历史经验教训做出总结，这是很有意义的。
晁错根据历史经验，在封国问题上力主“削藩”
，终于为此献出了生命。
陆贾、贾谊、晁错的历史思想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十分重视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并把它同当时的政治统治结合起来加以考察。
司马迁论陆贾说：“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
[8]班固引用刘向的话说：“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
[9]司马迁、班固还肯定晁错的“为国家树长画”
“锐于为国远虑”
的思想和精神。
汉初历史思想的发展，是史学成一家之言的准备条件之一。
二、《史记》的“成一家之言”
先秦史学已初步显示出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前景，但史学之成为“家”
，则是从司马迁著《史记》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的。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一说公元前135年—约公元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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