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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13]
司马迁把这段话写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是着意于突出《春秋》产生的时代特点，上承孟子的见解而有所发挥。
《春秋》以鲁国纪年记春秋时期大事，上起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下迄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年）。
今传《春秋》止于哀公十六年，末二年为后人所补，非孔子《春秋》原文。
《春秋》记事，具有严格的编年史的要求，即按年、时、月、日顺序记事，全书包含242年，每年都有史事记载。
这样规范的编年体史书，是中国史学上前所未有的。
《春秋》所记内容，主要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活动，以及一些自然现象。
书中还涉及各族关系，包含许多民族历史的思想。
《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这是指出了《春秋》在编撰体例和表述要求上的特点。
属辞，是遣词造句，缀辑文辞；比事，是排比史事。
它们都以严格的义例思想为指导，对后来史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春秋》在撰述思想上的核心是尊“王道”
、重“人事”
。
尊王道，就是遵守周礼及周礼所规定的等级秩序，反映了孔子思想还不能完全适应当时社会的变化。
重人事，就是着重记载了春秋时期政治上的得失成败，没有《雅》《颂》中神灵气氛，也没有国史中怪异现象，这同孔子“不语怪，力，乱，神”
[14]的思想是一致的。
《春秋》是最早摆脱天、神羁绊的史书，这是它在历史思想上的进步的方面。
从孟子、司马迁以下，历代思想家、史学家都十分强调《春秋》的社会作用：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这说明它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的影响之大。
《春秋》作为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它的出现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孔子在“学在官府”
的历史条件下，开创私人讲学之风，同时开创私人撰史之风，也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三、私人历史撰述的发展
在孔子修《春秋》之后，战国时期，私人历史撰述有了大的发展，出现了多种形式的撰述。
其中，有解释《春秋》的作品，有关于春秋时期历史的著作和文献汇编，有关于战国时事的辑录，还有萌芽形态的通史性质的撰述，这是先秦时代历史著作发展的时期。
尽管在“百家争鸣”
中史学还不能成为一“家”
，但诸子百家的历史观点的展开及其在社会实践与思想论辩中的运用，反映出史学的社会作用已在更大的范围内被人们认识，人们的历史知识对于推动社会的进步有重要的意义。
《左传》和《国语》是战国早期的私人撰述，是记述春秋时期史事最重要的两部史书。
《左传》是编年体史书，采用鲁国纪年，记事的上限与《春秋》相同，下限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周贞定王元年，公元前468年）。
它记事比《春秋》详赡，比《国语》连贯，写出了这个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陪臣执国命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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