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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苦心”
。
从钱大昕、赵翼所论，可以看出清代考史学家在史学批评上所持的知人论世的方法论及其具体运用的形式。
四、“古人之世”
和“古人之身处”
从理论上对史学批评之知人论世的方法论做比较全面阐述的，是史学批评家章学诚。
他的《文史通义·史德》篇，着重讲了撰述历史的原则；而其《文德》篇，则着重于讲史学批评的原则。
他论史学批评的原则是：“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
概而言之，一则要知“古人之世”
，一则要知“古人之身处”
，才可批评前人的得失，否则便是无根据的“妄论”
，或是轻率的“遽论”
。
章学诚举例说：“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
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不应陈氏误于先，而司马再误于其后，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于优也。”
他在这里转述了一种流行的说法，即对《三国志》《通鉴》以魏为正统而叙三国史事的批评。
事情竟如此巧合，这同上文所述赵翼的举例几乎近于一致。
可以想见此说流行的广泛及影响之大。
章学诚完全理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的道理，但是作为严肃的史学批评家，仅有“人皆有之”
的“是非之心”
是不够的，而应该有更深刻的认识。
因此，章学诚进而认为：
而古今之讥《国志》与《通鉴》者，殆于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人于九原，肯吾心服否耶？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原注：此说前人已言）；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
[8]
这段话，是具体地讲到了“古人之世”
和“古人之身处”
了。
在西晋之世写三国史，怎能公然斥责曹魏“禅让”
于司马氏呢？而在北宋撰《通鉴》，也不能不考虑赵宋皇权是因后周的“禅让”
而来这一事实。
而习氏、朱子所当之世不同，其“身处”
与陈氏、司马也有异，所以他们可以提出另外的看法。
章学诚甚至认为：“诸贤易地则皆然。”
这一句话，道出了不同的客观环境，必然会对处于特定位置的史家之历史撰述产生影响的规律性认识。
章学诚把他的这种见解概括为：“论古必恕”
；“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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