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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古今述有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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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批评与知人论世
一、从马端临评论《通典》《通鉴》说起
史学批评是严肃的事情,没有严肃的态度,自亦难得有严肃的批评。
中国古代史学遗产的精华之一,是许多史学家、史学批评家在撰写历史和评论史学时,都具有一种严肃的态度。
《史记》《汉书》孰高孰低的争论,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辩难,以及关于其他一些问题的聚讼,其中凡见解精当者,大抵都离不开知人论世这个道理。
上文说到马端临在评论杜佑《通典》和司马光《通鉴》时,提出了时有古今、述有体要的思想,可以看作史学批评中之自觉的知人论世的方法论。
马端临评论杜佑《通典》说:
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
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
[1]
马端临著《文献通考》一书,是继承了杜佑《通典》的事业。
这两部书,都是典制体通史巨著。
《通典》分为九门叙历代典制;《文献通考》在此基础上分厘、增益为二十四门,卷帙也比《通典》增加了四分之三。
在这种情况下,马端临怎样看待《通典》,无疑是对他的史学批评之见识的一个检验,马端临是从理论上回答了这个问题的。
他说的“时有古今,述有详略”
,一方面看到古今的不同,即历史条件的变化;另一方面指出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史家的撰述在内容上自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因而有详略的差别。
这是从客观历史和主观意识两个方面来评价前人的成果、看待自身的撰述。
因此,在他看来,《通典》一书“节目之间未为明备”
“去取之际颇欠精审”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他继承、发展前人的成果,正由此而起步。
马端临的治史兴趣、志向在于典制体通史,那么,他对于编年体通史《通鉴》做何种评价,这同样是对他的史学批评之见识的一种检验。
马端临的高明,是他从理论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这样写道:
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
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
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
[2]
这里,他也是从两个方面来说明的。
一方面指出“编简浩如烟埃”
,史家资以撰写历史的文献是那样的浩繁、丰富,可以采之不绝。
另一方面又指出了“著述自有体要”
,即史家只能按照一定的体裁、要求,有所侧重、有所选择地来利用这“浩如烟埃”
的“编简”
,撰写出新的著作,这就叫作“其势不能以两得也”
。
值得注意的是,他这里说的“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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