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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当观大治乱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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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批评的一条重要标准
一、“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朱熹论读书，讲到读史时，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1]这话，反映出他的史学批评思想，可以作为史学批评的一条重要标准看待。
什么是历史上的“大伦理”
？朱熹论《春秋》说：“《春秋》一发首不书即位，即君臣之事也；书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妇之事也；书及邾盟，朋友之事也；书郑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
一开首，人伦便尽在。”
[2]他根据《春秋》隐公元年的书法及所记载的几件事，认为孔子作《春秋》一开始便讲到了君臣之事、夫妇之事、朋友之事、兄弟之事，把“人伦”
都讲到了。
从《春秋》经文来看，这里有的说法比较勉强，有的说法还存在着争议，姑且不去论它。
这里要说明的只是：所谓“大伦理”
，当指在君臣、夫妇、兄弟、朋友这几层关系基础上的大是大非。
朱熹还说：“《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
[3]这或许就是他认为的“伦理”
中之“大”
者。
他反对经学家把《春秋》“穿凿得全无义理”
的做法。
王夫之也认为：“君臣、父子，人之大伦也。
世衰道丧之日，有无君臣而犹有父子者，未有无父子而得有君臣者也。”
[4]这是历史上自春秋至明清的“大伦理”
。
什么是“大机会”
？朱熹没有明说。
他论读史时还讲过下面这段话，似可理解为“大机会”
或与“大机会”
有相近的含义：“人读史书，节目处需要背得，始得。
如读《汉书》，高祖辞沛公处，义帝遣沛公入关处，韩信初说汉王处……皆用背得，方是。”
[5]他又说：“尝欲写出萧何、韩信初见高祖时一段，邓禹初见光武时一段，武侯初见先主时一段，将这数段语及王朴《平边策》编为一卷。”
[6]显然，在朱熹看来，这几件事情很重要，有的是历史进程中的契机，带有转折性质的。
朱熹论三国形势，可以看作“大机会”
的一个比较详细的注脚。
他说：曹操认识到“据河北可以为取天下之资”
，但却被袁绍抢先了一步，以致“后来崎岖万状，寻得个献帝来，为挟天子令诸侯之举，此亦是第二大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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