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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幾对通史的批评，郑樵对断代的否定，是在对待会通与断代问题上的两种片面性的突出反映。
会通与断代，是史学家观察历史的两种视野。
通古今之变化固然是重要的，详一代之兴废也是很重要的。
其中得失优劣，应做具体分析。
从中国史学的全貌来看，“包举一代”
的史书不乏杰出之作，而“会通之义”
确也是史学的优良传统。
四、章学诚论“通史家风”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申郑》《释通》两篇中，论述了中国史学上的“通史家风”
，这是对“会通之义”
的进一步总结。
《申郑》篇高度评价郑樵对“会通之义”
的阐发和他所撰的《通志》一书，认为：
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
……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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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年中“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
的情况下，郑樵一反“循流忘源，不知大体”
的学风，探求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发扬通史家风，这是郑樵“有志乎求义”
的卓识，也是章学诚“申郑”
的真谛。
章学诚之重“史意”
，于此看得再清楚不过了。
关于“通史家风”
，章学诚提出了几个要点，在史学批评史上是值得重视的。
首先，他指出：《通志》“存正史之规”
，《资治通鉴》“正编年之的”
，《通典》“以典故为纪纲”
，《大和通选》“以词章存文献”
，“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
。
他明确地表明了唐宋史学在通史撰述方面的特殊贡献，这是前人不曾论到的。
其次，他针对刘知幾批评通史的“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
“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
诸论点，指出：“史书因袭相沿，无妨并见；专门之业，别具心裁，不嫌貌似也。”
这是指出史书在内容或文献上的“因袭相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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