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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批评《史记》记事“零乱”
。
又说是:“兼其所载,多聚旧记,谓采《国语》、《世本》、《国策》等。
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
此撰录之烦者也。”
这是批评《史记》多采用前人撰述。
又说是:“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
这是批评《通史》《科录》不具特色而缺魅力。
刘知幾的结论是:通史一类的著作,“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
。
“《史记》家”
几乎毫无可取之处了。
不过《史通·二体》篇在分析纪传、编年二体各自的长短时,因纪传体首创于司马迁,固不能不论及《史记》的“长”
与“短”
。
刘知幾说: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
此其所以为长也。
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此其所以为短也。
[8]
饶有兴味的是,这里所说的“此其所以为长”
,同《六家》篇对《史记》的批评并不一致;而所谓“长”
者种种,皆指其“体”
而非指其“通”
。
而这里所说的“此其所以为短”
,往往又是跟上文所说的“疆宇辽阔,年月遐长”
或此处所说“编次同类,不求年月”
相关联,即与其作为通史分不开。
对于《史记》作为通史的长处和价值,刘知幾的评价,似还不如班彪、班固父子来得慷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刘知幾对《汉书》是极力推崇的。
他认为:“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
,如《尚书》记周事,却仅仅写到秦穆公助平王东迁;《春秋》述鲁史旧文,止于哀公;《竹书纪年》写到魏亡,《史记》只论及汉初。
——在刘知幾看来,皆非断限整齐之作。
而“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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