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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时势·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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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变化动因的认识（续）
一、“人意”
与“时势”
的千年聚讼
中国古代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对于历史变动原因的认识，至少是循着两条相关的线索逐步发展的。
一条线索是“天命”
与“人事”
的关系，另一条线索是“人意”
与“时势”
的关系。
这两条线索在时间上很难截然划分开来，有时甚至是交互进行的；而当人们不断地从“天命”
的神秘羁绊下挣脱出来后，他们会更多地面临着“人意”
与“时势”
的困扰。
这里，我想从一件引起千年聚讼的历史事件讲起。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而废分封，划全国为三十六郡（后增为四十郡），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封建国家。
然而，此后仅仅10余年，秦朝就灭亡了。
于是，秦朝的废分封、立郡县与秦朝的兴亡究竟有何关系，乃成为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长期讨论的重大历史问题。
一些人认为，分封制本是“圣人之意”
“先王法度”
，秦朝违背圣人之意，不遵先王法度，故招致速亡。
另有一些人则认为，分封制并不是什么圣人之意，它的兴废同郡县制的确立，都是时势使然；秦朝的速亡有别的原因，与废分封、立郡县无关。
这两种认识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聚讼不休，至北宋时人们还在热烈讨论，其余波直至明清而未了，延续的时间长达千年以上，成为古代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中一个经久不衰的“热点”
。
三国时魏人曹冏撰《六代论》，总结夏、殷、周、秦、汉、魏六代历史经验教训，认为夏、殷、周三代“历世数十”
，根本原因在于分封制：“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也，故与人共治之；知独守之不能固也，故与人共守之。”
他甚至把春秋时期齐桓、晋文的霸业都看作“共治”
“共守”
的表现。
[1]这里，曹冏明确地把分封制看作“先王”
早已认识到的一种明智的做法。
其后，西晋陆机撰《五等论》，论点与曹冏相似，认为：“先王知帝业至重，天下至旷。
旷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独任。”
“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财（裁）其亲疏之宜，使万国相维，以成磐石之固。”
[2]显然，他也是把所谓五等分封制看作“先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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