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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也包含了对所记事件的评论和有关人物的褒贬。
这是当时史官记事的一种成例，在春秋时期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孔子修《春秋》，“发凡言例”
，“属辞比事”
，一方面反映了他对历史的见解，一方面也是对这种书法传统的总结。
西晋杜预做《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归纳《春秋》有五例，《左传》有三体。
“五例”
是“微而显”
“志而晦”
“婉而成章”
“尽而不汙”
“惩恶而劝善”
，这本是《左传》称赞《春秋》的几句话。
[4]“三体”
是从“五例”
推演而来，即“旧例”
“变例”
“非例”
。
杜预认为：史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
[5]。
这些看法，不免穿凿。
朱熹指出：“《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为也。”
又说：“《春秋传》例多不可信。
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
[6]但从史学上看，杜预所论，是从“体”
“例”
方面来阐述《春秋》《左传》书法之较早的文字。
刘知幾著《史通》，极大地丰富了史家关于史书体裁、体例的思想，也扩大了“史法”
的内涵。
他认为：“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
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
[7]刘知幾说的“史例”
，是指史书在外部形式上的规范和内部结构上的秩序，这种规范和秩序也反映着史家对史事之是非、人物之褒贬的看法。
他对史家记事的原则和要求，也有专篇论述，并揭示了史家“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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