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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为实录”
。
第二，是轻信“讹言”
和“传闻”
，或事同说异，“是非无定”
。
第三，是时间因素的影响：“古今路阻，视听壤隔，而谈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
而后来穿鉴，喜出异同，不凭国史，别讯流俗。”
这是从地域的因素、门第的因素、传闻异说的因素和时间的因素，说明史家应当慎于采撰。
刘知幾的结论是：“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
“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这比刘勰提出的“述远则诬矫”
“记近则回邪”
的批评思想更丰富了，在批评的原则上也更明确了。
而《史通·曲笔》所论，可以说是对“记近则回邪”
之批评原则的直接的发展，这里不再赘述。
刘勰的史学批评论归结为一种忧虑：“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史通·采撰》的史学批评论归结为一种忠告：摒弃“违理”
“损实”
之说而“善思”
于“异辞疑事”
。
这是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史家采撰，必须重事实而贵信史。
中国古代史家是怎样认识历史事实的呢？
二、“有是事而如是书，斯为事实”
什么是历史事实？古代史家提出过自己的看法。
《韩非子·制分》：“法重者得人情，禁轻者失事实。”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
这里说的“事实”
，都是指事情的真实情况，还不是专指历史事实。
《孟子·梁惠王上》：“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离娄下》：“孟子曰：‘……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
这里说的“事”
，按其本意当指历史事实而言，但并未把“事”
与“实”
连用。
《汉书·艺文志》“春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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