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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不是以事实为根据的，是史家之大忌。
因此，刘勰尖锐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说道：即使像司马迁、班固那样博通古今的严肃史家，还不断受到后人的批评；“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发展中也产生了新的弊端。
刘勰所尖锐批评的“录远”
以至“诬矫”
，“记近”
而生“回邪”
的史学现象，正是这种弊端的反映。
刘勰的批评，推动了史学自身的反省。
刘知幾在《史通·采撰》中，把这个批评更加理论化了，同时也更加具体化了。
刘知幾首先引证孔子说的“吾犹及史之阙文”
[2]的话，说明“史文有阙，其来尚矣”
，只有“博雅君子”
，才能“补其遗逸”
，指出“采撰”
是史家应当慎重对待的问题。
同时他又指出：自古以来，“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
，这是优秀史家的必经之途。
如左丘明的“博”
而“洽闻”
，司马迁、班固的“雅”
能“取信”
，正是他们采撰的成功之处。
这里，包含着刘知幾对采撰的辩证认识。
自魏晋南北朝以下，文献渐多，史籍繁富，好处是“寸有所长，实广闻见”
；流弊是“苟出异端，虚益新事”
。
刘知幾举出“嵇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玄晏《帝王纪》，多采《六经》图谶”
，又列举实例批评范晔《后汉书》“朱紫不分”
、沈约《宋书》“好诬先代”
、魏收《魏书》“党附北朝，尤苦南国”
、唐修《晋书》以“恢谐小辩”
或“神鬼怪物”
入史。
这些，都是就具体的史书分别提出批评的。
若从比较普遍的情况来看，刘知幾认为造成采撰失误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
。
这是狭隘的地方观念和门阀观念的反映，史家未能“明其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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