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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书与曲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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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作史态度与“心术”
一、“书法无隐”
的传统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书法无隐”
是一个古老的优良传统，也是史学批评的根本原则之一。
先从两件史事说起——
《左传》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记晋国事说：
赵穿杀灵公于桃园，宣子（即赵盾——引者）未出山而复。
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
，以示于朝。
宣子曰：“不然。”
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宣子曰：“呜呼！
《诗》曰：‘我之怀矣，自诒伊慼。
’其我之谓矣。”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
惜也，越竟乃免。”
[1]
这是发生在春秋中期的事情。
孔子是春秋末年人，所以他称董狐是“古之良史”
，称赵盾为“古之良大夫”
。
这里，孔子提出了一个评价“良史”
的标准：“书法无隐。”
书法，是史官记事的法度；无隐，是不加隐讳。
“书法无隐”
不仅是史官应当遵循的，而且执政的大夫也受到它的约束，以致为此而蒙受恶名。
可见，这个法度是久有传统的了。
当然，从孔子称赞董狐这件事情的另一面来看，说明史学上也存在着破坏法度的观象。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记齐国崔杼派人杀死国君庄公后太史书事的遭遇：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
崔子（指崔杼——引者）杀之。
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
其弟又书，乃舍之。
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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