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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批评“史公著书，是非多谬”
，其他自更少可采者。
这反映了他对唐初以前史学的评价。
章学诚进而认为：“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
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
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
[19]而他说的“古人所为史学”
，即指《春秋》的“比事属辞”
。
这些见解，同他们在理论上的建树和批判精神，显得很不协调。
认识刘知幾、章学诚的这两点共性，无疑是有意义的。
我们无须苛求古人，但我们有可能突破前人的局限，也有可能避开前人陷入的误区。
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辛勤的耕耘、劳作，用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来滋养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
[1]《左传》成公十四年与昭公三十一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70、1513页。
[2]参见《孟子》中的《滕文公下》《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192页。
[3]司马迁：《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87页。
[4]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9页。
[5]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19页。
[6]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15页。
[7]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1页。
[8]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72～1973页。
[9]参见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07～2739页。
[10]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1页。
[11]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3页。
[12]袁枚：《随园诗话》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87页。
[13]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25页。
[14]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7页。
[15]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8页。
[16]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8页。
[17]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家书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页。
[18]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
[19]章学诚：《章学诚遗书补遗·上朱大司马论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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