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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
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
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
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
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
时人以为知言。
[11]
这里说的“史学”
，指的是史家的知识，不只是各方面的文献知识，也包括了某些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他说的“史识”
，强调了“好是正直，善恶必书”
的精神，但顾名思义，当指史家的历史见识，而“直书”
正是这种见识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他说的“史才”
，指的是史家的能力，主要是对文献驾驭的能力，对史书体裁、体例运用的能力和文字表述的能力。
《史通》有《直书》和《曲笔》两篇，处于引人注目的地位；而《品藻》《鉴识》《探赜》《摸拟》《书事》《人物》等篇都是关于史家之历史见识的；其他许多篇，是论述史家的能力的。
在刘知幾以前，人们对史书的史事、体裁、见识等，都曾分别有过不少评论；而刘知幾把这三者结合成一个整体看待，并以十分明确的自觉意识来阐述三者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是第一次。
在刘知幾之后，人们涉足于史学批评，大多不能超出才、学、识这个范围。
甚至诗歌评论家袁枚也认为：“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
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
[12]这可见其说影响之大。
而史家中以章学诚最为重视对才、学、识的阐释，他在《文史通义》的《文德》《史德》《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等许多篇中，都论及于此。
他一方面肯定刘知幾提出的理论，反复地强调说：“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
[13]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
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
于是进而指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
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14]显然，章学诚对刘知幾的才、学、识多少有些误解。
第一，刘知幾说的才、学、识，内涵并不仅限于“辞采”
“记诵”
“击断”
，而要丰富得多，这从《史通》一书看得很清楚。
第二，对于“著述者之心术”
，《史通》中的《直书》《曲笔》等篇事实上已经有所触及。
尽管如此，章学诚十分明确地提出“史德”
的范畴，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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