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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前人“论议”
的问题做了归纳，也反映出作者在史学理论方面所做的思考。
其以公正、恩奖等门称赞史学上“执简之余芳，书法之遗懿者”
与“鸿硕之老，良直之士”
，而以疏谬、不实、非才诸门批评史家撰述上的种种弊端。
《册府元龟》国史部立疏谬门，并增立不实、非才两门，使三者有所区别，是对《史通·纰缪》篇的继承和发展，在理论上是有价值的。
吴缜撰《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都是专就一部史书的“谬”
“误”
进行评论。
如《新唐书纠谬》按其所擿举之谬误，取其同类，加以整比，厘为二十门，即以无为有，似实而虚，书事失实，自相违舛，年月时世差互，官爵姓名谬误，世系乡里无法，尊敬君亲不严，纪志表传不相符合，一事两见而异同不完，载述脱误，事状丛复，宜削而反存，当书而反阙，义例不明，先后失序，编次未当，与夺不常，事有可疑，字书非是。
它能列举出这么多的批评项目来，虽然未必都很中肯，但人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发的。
作者指出《新唐书》致误的八条原因，也具有这样的性质。
在史学批评理论方面，吴缜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信史”
？他给“信史”
做了这样的理论概括：“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
反是，则篇帙愈多，而讥谯愈众，奈天下后世何！”
给“信史”
做这样的规范、下这样的定义，在史学上以前还没有过！
第二，史学批评的标准是什么？他说：“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
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
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
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
[20]把事实、褒贬、文采，尤其是事实作为史学批评标准，在以前也不曾如此明确。
《新唐书纠谬》在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上，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曾巩撰有《南齐书目录序》《梁书目录序》《陈书目录序》等文，反映出他的史学批评思想。
曾巩指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要能“传于久”
，为后人“法戒”
，“则必得其所托”
，“此史之所以作也”
。
这实际上讲到了，历史的鉴戒作用是通过历史撰述作为中介来实现的，其中包含了把客观历史和历史撰述加以区别开来的思想。
曾巩还对“良史”
提出了明确的标准：“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21]这里提出了“明”
“道”
“智”
“文”
四个概念。
同刘知幾提出的才、学、识相参照，前者更强调“适天下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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