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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后汉纪序》说：“言行趣舍，各以类书。”
这种方法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在历史编纂方法论上是有意义的。
（3）考异的方法。
裴松之注《三国志》，“务在周悉”
，但并非盲目以“博”
为目的。
他注意到区别补缺、存异、惩妄、论辩等不同情况，较早提出了考异的方法论。
[14]
以上这些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新进展，为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的提出准备了条件。
刘知幾《史通》一书是我国古代史学中第一部以史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理论著作，这部史学理论著作贯穿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应当被看作一部史学批评著作。
《史通》原为五十二篇，佚三篇，今存四十九篇，凡二十卷。
前十卷为内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着重阐述了有关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辑、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则，以及史学功用等，其中以评论纪传体史书的各种体例居多。
后十卷为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并略申作者对历史的见解。
刘知幾撰《史通》的旨趣，是“商榷史篇”
，“辨其指归”
，又“多讥往哲，喜述前非”
。
[15]他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
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五点。
第一，关于史书内容的范围。
《书事》篇引用荀悦“立典有五志”
的论点，即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以此作为史书内容的范围；又引用干宝对于“五志”
的阐释，即体国经野之言、用兵征伐之权、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文诰专对之辞、才力技艺殊异等。
刘知幾认为：“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
同时，他又认为，要使书事没有“遗恨”
，还必须增加“三科”
，即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
“五志”
加上“三科”
，“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
，这里所说的史书内容范围的问题，实质上已触及史家主观意识如何更全面地反映客观历史的问题了。
第二，关于撰史原则。
《采撰》篇一方面主张要慎于对待“史文有阙”
的问题，一方面也强调“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
。
刘知幾肯定魏晋南北朝以来史籍繁富，皆“寸有所长，实广见闻”
，但也产生了“苟出异端，虚益新事”
的弊病。
他告诫人们：“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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