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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而指出：汉、唐、宋三代，“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
[25]。
这明确地提出，在历史评价上应当改变“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的传统价值观念。
李贽的这一认识，包含有相对主义的因素，但在当时对突破传统历史思想的束缚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这反映出史家在史识的理解上已开始提出了新的认识。
王圻有丰富的历史撰述，《续文献通考》是他的代表作。
《续文献通考》在史学理论上有两点是极为突出的，一是重视历史撰述上的批判继承，二是重视史学的经世致用。
他对马端临《文献通考》的批判继承表现在：第一，要改变“详于文而献则略”
的情况；第二，增加辽、金典制；第三，增设若干新的门类。
从《通典》《通志·略》《文献通考》到《续文献通考》，古代史家尊重前人成果又不囿于前人陈说的学风和思想，表现得十分明显。
对前人著述和思想批判继承的理论，无疑是古代史学理论的一部分。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是大思想家，也是史学大师。
他们在史学理论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十分强调史学的经世致用，从而把唐宋以来逐渐明确起来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
顾炎武认为，重视史学，若干年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
[26]。
黄宗羲在为万斯同所撰《历代史表》的序言中说：“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
这反映了他对史学社会作用的认识。
他和顾炎武一样，深感史学对于人才培养至关重要。
他说：“自科举之学盛，而史学遂废。
昔蔡京、蔡卞当国，欲绝灭史学，即《资治通鉴》板亦议毁之，然而不能。
今未尝有史学之禁，而读史者顾无其人，由是而叹人才之日下也。”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之二，对“资”
“治”
“通”
“鉴”
做了深刻的阐述，通篇论述了优秀的历史著作何以对政治、社会、人生有极大的关系。
他认为，读史，既置身于现实之中，又要设想置身于历史环境之中，做认真的思考、比较，就会认识到历史的借鉴作用。
他说：“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
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
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
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
这一段话，把历史和现实，古人和今人，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相同和相异，这几层关系都讲到了，而且饱含着辩证的思想。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人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把中国古代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推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
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崔述、阮元等，是清代前期在历史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上都各有建树的几位名家，他们在史学理论上的一个共同的重要论点就是认为，由于种种不同，前人的历史撰述以及其他一些历史文献，有不少是可以商榷、考异或考信的；只有经过严格的考证和辨析，人们才可能更清楚地认识到历史的真实。
其核心在于求实、求信。
钱大昕说：“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
[27]王鸣盛认为：“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
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瞭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
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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