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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社会取向教师教育思想的发展与更新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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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精英主义教育改革和技术理性教师教育改革的批判1.精英主义教育改革背离民主理想
批判教育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教育改革者患上了政治和历史的健忘症，教育改革话语将杜威和康茨留下的民主与社会改革遗产抛弃，明显缺乏考虑将教师教育和公立学校教育的角色定位于促进民主实践、培养民主社会的批判性公民。
他们认为这些改革提议甚至危及美国民主本身。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联合体提出的教育改革，被标榜为“新保守主义”
，按照精英主义的路线重塑教育。
吉鲁和麦克莱伦认为，这种精英主义“话语是危险的，不仅因为它曲解了学校对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责任，而且还因为它反映了对学校在与社会的关系中应该扮演的角色的意识形态的转变。
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变，引发了新的右翼势力对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教育和社会改革的攻击，重新从狭窄的劳动力市场的角度限定教育的目的，从而消除教育塑造公民身份的功能”
[21]。
这种立场的本质和含义被芬克尔斯腾（B.Fiein）认识得很清楚，她也指出“当前的改革正在解除公立教育的传统使命——培养具有批判性的有责任感的公民，从而激发政治和文化变革，提升和拓展政治民主……改革者更多地将公立学校想象为经济的手段，而不是政治工具。
他们并没有形成新的政治和社会图景。
相反的，他们呼吁公立学校应该完全为工业和文化服务……改革者将自己的教育改革呼吁与权力和权威的再分配的呼吁分离开来。
150年来，美国似乎拥有了足够的政治民主，第一次准备为公立学校动一次外科手术——将公立学校从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的命运中拿走，而将它们嫁接到精英集团的、工业的、军队的和文化的利益上”
[22]。
2.精英主义教育改革对教师、教师教育造成的危害
1983年之后的官方教育委员会和立法者，重新树立精英标准和考试，重新树立一种教学模式。
这使得在职教师为考试而教学，致使未来教师在高中、大学通识课程和主修专业课程中所接受的都是规范化教导。
“这种消极的教学法无疑为未来教师提供了一种示范，将权威主义的教学方式接纳为教学典范，而忽视标准课程中的权威主义及其中的意识形态。”
[23]
批评者指出，最具有影响力的几份报告——《国家处于危机之中》《为优异而行动》以及《国家为培养21世纪的教师做准备》等都无一例外地忽视了教师和学生糟糕表现背后的意识形态的、社会的和经济条件。
因此，这些改革提议将课程的开发权力留给了行政管理者或简单地交给出版社决定，很少让实施课程的教师参与开发。
这种课程制定模式延续了20世纪50年代“防教师”
（teacher-proof）的逻辑，教师并不具备任何专业权威。
“将课程开发与分析的工作从教师手中拿走，与之相关的是利用技术理性的方式来界定教师工作，将教师视为教育大规模生产上的技术工人或白领职员。
相应的，学习也就被限定为记住事实，将信息碎片化，从而便于测量和评价。
而教师教育机构也就被界定为‘为职前教师提供技术专长的培训场所’。”
[24]这种改革无疑恶化了教师的工作环境并且剥夺了教师的权威和智性尊严。
3.揭示教学专业化背后的权力关系
鲍勃科维茨（T.Popkewitz）从法国社会哲学和历史学家福柯的符号理论当中找到理解教师教育背后蕴藏的制度性符号的途径。
他指出教师教育的符号是在更大范围中与知识专业化相关联的社会动力机制符号的一部分。
特殊的职业，控制制度生活的某些因素，通过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权力得以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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