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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可杀而不可辱”
，在当时并非寒酸文人的一句口头禅，而是严重的事实。
原繁受郑厉公的责备，立即自杀。
晋惠公责里克，里克亦自杀。
若自认有罪，虽君上宽恕不责，亦必自罚或自戮。
鬻拳强谏楚王，楚王不从；以兵谏，楚王惧而听从。
事成之后，鬻拳自刖，以为威胁君上之罪罚。
接受了一种使命之后，若因任何原因不能复命，必自杀以明志。
晋灵公使力士麑去刺赵盾，至赵盾府后，发现赵盾是国家的栋梁，不当刺死，但顾到国家的利益，就不免违背君命；从君命，又不免损害国家。
所以这位力士就在门前触槐而死。
以上不过略举一二显例，类此的事甚多，乃是当时一般风气的自然表现。
并且这些慷慨的君子，绝不是纯粹粗暴的武力。
他们不只在行政上能有建树，并且都能赋诗，都明礼仪，都善辞令，不只为文武兼备的全才。
一直到春秋末期，后世文人始祖的孔子，教弟子仍用六艺，孔子自己也是能御能射的人，与后世的酸儒绝非同类的人物。
到战国时，风气一变。
经过春秋战国之际的一度大乱之后，文化的面目整个改观。
士族阶级已被推翻，文武兼备的人格理想也随着消灭。
社会再度稳定之后，人格的理想已分裂为二，文武的对立由此开始。
文人称游说之士，武人称游侠之士。
前者像张仪以及所有的先秦诸子，大半都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用读书所习的一些理论去游说人君。
运气好，可谋得卿相的地位；运气坏，可以招受奇辱。
张仪未得志时，曾遭楚相打过一顿，诬他为小偷。
但张仪绝不肯因此自杀，并且还向妻子夸口：只要舌头未被割掉，终有出头露面的一天。
反之，聂政、荆轲一类的人物就专习武技，谁出善价就为谁尽力，甚至卖命。
至于政治主张或礼仪文教，对这些人根本谈不到。
所以此时活动于政治社会上的人物，一半流于文弱无耻，一半流于粗暴无状。
两者各有流弊，都是文化不健全的象征。
到汉代，游侠之士被政府取缔禁止。
后世这种人在社会上没有公认的地位，但民间仍然崇拜他们，梁山泊好汉的《水浒传》就是民间这种心理的产品。
汉以后所谓士君子或士大夫完全属于战国时代游说之士的系统。
汉武帝尊崇儒术，文士由此取得固定不变的地位。
纯文之士，无论如何诚恳，都不免流于文弱、寒酸与虚伪；心术不正的分子，更无论矣。
唯一春秋以上所遗留的武德痕迹，就是一种临难不苟与临危授命的精神。
但有这种精神的人太少，不能造出一个遍及社会的风气。
因为只受纯文教育的人很难发挥一个刚毅的精神，除非此人有特别优越的天然秉赋。
可惜这种秉赋，在任何时代，也是不可多得的。
至于多数的士君子，有意无意中都变成伪君子。
他们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
身体与人格虽非一件事，但一般的讲来，物质的血气不足的人，精神的血气也不易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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