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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拉回忆说，当萨达特和贝京在耶路撒冷会见时，贝京“动情地要求萨达特为了我们的好朋友巴巴拉咱们一起接受她的采访吧”
。
萨达特终于表示同意。
这次采访在友好的气氛下进行下去；两国领导人谈笑风生，回答了巴巴拉的一些问题，同时也回避了一些问题。
担任这次采访的制片人贾斯廷·弗里德兰把摄像机调整到适当的位置，让麦克风始终开着，最后把这次采访通过卫星传到ABC纽约总部。
当他到以色列广播电视中心准备往纽约传送节目时，以色列的电视从业人员看到贝京和萨达特坐在一起而且就在耶路撒冷接受一个美国主持人通过卫星进行的采访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当时在以色列看到这个采访录像的一个技术员是CBS的雇员。
他立即给CBS驻耶路撒冷的新闻办事处打电话通知他们ABC的这一惊人的举动。
CBS立即开始行动，要超过ABC。
克朗凯特也开始着手安排一次类似的联合采访。
CBS用了一段时间才安排妥当。
但这时时间已很晚，两位领导人不再像接受巴巴拉采访时那样兴高采烈、谈笑风生了。
他们的回答很短，而且回答得极为死板。
贝京和萨达特两人在电视上的表现都不佳。
克朗凯特对此显然不大满意。
他以为CBS的摄像师们已经停机了，就顺口喊出：“巴巴拉是否采到了我没有采到的信息？”
巴巴拉·沃尔特斯对萨达特与贝京的采访比之克朗凯特又略胜一筹。
通过巧妙调节，将两个互为“仇人”
的采访对象安排在一起采访，并能够让他们面带笑容、谈笑风生。
这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
巴巴拉的过人之处是她在报道之前就不断地绞尽脑汁进行构思，对面临的特殊状态进行巧妙的调节，这不能不说是较高水准的构思与设计。
她让老谋深算的克朗凯特感到焦急。
克朗凯特的采访同巴巴拉的采访效果截然不同，两位领导人完全变成两种面孔、两种态度。
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原因是很值得探究的。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克朗凯特缺少巴巴拉那样费尽心机的巧妙调节。
4.变化之中的延续构思
1979年4月卡特总统出访开罗和耶路撒冷时，巴巴拉又一次获得了成功的采访。
1977年由于萨达特的以色列之行而产生的中东和平进程当时正处于不稳定状态，卡特分别飞到开罗和耶路撒冷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
在卡特离开耶路撒冷返回华盛顿的途中，要接下来访问埃及，克朗凯特和钱塞勒已经设法采访了贝京，了解到和平进程遇到了什么样的障碍。
贝京拒绝了他们两人在电视上的单独采访，但却同意下午4点与巴巴拉见面。
ABC的新闻从业人员在贝京的公寓架好设备，等待他的到来。
4点钟到了，贝京却没露面。
时针指到5点，仍不见贝京的影子，采访看来要告吹了。
与此同时，卡特总统正在开罗与萨达特总统会晤。
5点一过，贝京来到屋里坐下来准备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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