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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商约问题。
中日最初之约不准日商进长江各口及内地贸易，日方屡求修改，总理衙门“曾允通融”
而未经改定，今必为此饶舌。
对这后一项，李鸿章认为“此一时彼一时，尚可相机辨正”
。
而前两项，说是琉球之事没有办法；朝鲜之事“关系重大，防其（指日本）与俄勾结瓜分”
。
这也等于在经方赴任之前，就为他届时履职作了一个梗概性预案。
李鸿章信中所说“至荐人之多，早所深悉”
，当不仅仅针对经方随员而言，但也显然包括在内。
故下文解释，按海军衙门“会奏新章，尚须派随员，恐难推辞”
，不过又说“少一个好一个”
，而对“前任熟手，亦不能不酌留一二”
，这样所谓“挤来挤去，殊费踌躇”
。
看来，这事儿还挺让李鸿章为难的。
从信中相关话语，可知他们父子对拿到“国书、敕命”
都颇着急，切盼早获。
当时清朝的“国书”
，是朝廷由所派遣公使递交出驻国元首的国家文书，经过这道程序公使即可在该国正式履职，这已颇合现代外交的相关规范；而“敕命”
，后录相关信中或曰“敕书”
，是朝廷对臣工的谕令、告诫性文书，这里当然是指专给所新派驻日公使李经方的。
待他接到国书和敕书后，便意味着即要成行了。
但因为要经过“内阁展转用宝（印章）”
等繁复程序，一时半会儿还拿不到。
由李鸿章此信中还可知道，经方谢恩折的稿子，是由父亲这里拟出；再就是经方既获外交官的任命，已做从原住处移居总理衙门的安排。
信中还特别嘱咐经方，获此任后各处应酬，“称谓宜不卑不亢”
。
这一点对于外交官来说，确实至关重要，因为它关乎的不仅是“人格”
，更是“国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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