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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好在弗拉哈迪是一个乐观的人，这场灾难带来的沮丧很快就过去了，他认为这次意外可能是自己的事业需要重新开始的契机。
通过反思前面的拍摄活动，弗拉哈迪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即走马观花式地拍摄了很多内容，主题不够集中。
为了能够拍摄出更好看的影片，弗拉哈迪进行了积极准备。
1920年，弗拉哈迪带着两台能在高寒条件下拍摄的摄影机，重新来到了因纽特人中间。
这一次，弗拉哈迪改变了拍摄思路，在勒维尼翁驻当地代表的帮助下，他找到了一个具体的拍摄对象，即一个因纽特人纳努克和他的家庭。
纳努克是当地一位颇有声望的猎人，起初对于弗拉哈迪的拍摄活动不理解，甚至对摄影机很恐惧。
弗拉哈迪把最初的一些素材洗印出来放映给纳努克一家人看，纳努克逐渐明白了弗拉哈迪的意图，很愉快地配合他的拍摄行动。
弗拉哈迪为了挖掘、把握和有效组织材料，几次长期深入实地，和纳努克一家人朝夕相处。
经过两年多的工作，这部名为《北方的纳努克》的纪录片正式在美国公映，取得了轰动效应。
该片讲述的是纳努克一家人的日常生活景象，由捕鱼、捕海豹、建造冰屋等若干场景组成，反映了以纳努克一家为代表的因纽特人为了生存，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做斗争的经历。
影片借鉴了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手法，开创了使用记录手段展现真实生活故事的先例，并且将人类学观察转变为一种叙事化的浪漫传奇。
这部纪录片中出现纳努克把几个孩子从一个狭小的皮筏舱里抱上岸的镜头，充满了悬念。
在拍摄捕猎海象的镜头时，纳努克等人放弃当时因纽特人已经普遍使用的猎枪，使用父辈使用过的鱼叉。
因纽特人原有的冰屋低矮而黑暗，不便于进行拍摄，弗拉哈迪便和纳努克一家人搭建新的冰屋，并把建屋过程摄入影片。
还有如影片在关键的地方打出简练而幽默的字幕，作为画面内容的补充和说明，后期编辑中巧用素材剪辑突出细节，营造节奏变化和结构**等，这一切都是移用当时故事片叙事手法。
该片被国际影视界公认为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纪录片，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人类学纪录片。
尽管这部纪录片中“建造冰屋”
等情节涉及“重演”
曾受到广泛争议，但是影片所体现出的创作技巧对后来纪录片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如展现美回避丑的美学原则，与被拍摄对象交友共处的拍摄方法，把戏剧性引入纪录片叙事，大量运用长镜头拍摄，注重纪录片节奏把握等。
弗拉哈迪被后世称为“美国纪录片开山鼻祖”
。
他将镜头对准逐渐被现代人遗忘的传统生活方式，赞美不同于现代生活观念的传统价值观念，展现普通人生活中所洋溢的朴素、淳厚的情感，成为世界纪录片事业的开创者。
弗拉哈迪后来的纪录片作品有：《摩阿那》（1926）、《南海白影》（1928）、《工业的英国》（1932，与格里尔逊合作拍摄）、《亚兰岛人》（1934）、《土地》（1942）、《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1948）等。
他在拍摄中摆脱了摄影棚的拘束，克服落后的技术条件，坚持实地拍摄；拍摄之前从不使用剧本，不预先制订拍摄计划，看到有价值的东西就拍摄下来；在拍摄过程中，对被拍摄对象采取完全平等的态度；在剪辑的时候，要反复观看素材，毫不犹豫地将主观意识太强的镜头剪去，将保留下来的素材连接起来等，这些创作方法给后来的创作者带来了极大启发，有些方法直到现在还在沿用。
三、吉加·维尔托夫与《带摄影机的人》
吉加·维尔托夫出生于那个时候尚属俄国的波兰城市亚里斯托克，原名为丹尼斯·阿卡迪耶维奇·考夫曼。
维尔托夫从小生活在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图书馆馆长，母亲擅长演奏钢琴，家庭环境造就了他很高的艺术天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躲避战火，他随全家迁居到俄国圣彼得堡，不久后入读当地的大学学习医学和心理学。
由于痴迷于音乐，他组织了一个“音响实验室”
，把留声机录下来的音响进行剪辑，试图创作由音乐蒙太奇组成的无乐谱音响诗。
俄国“十月革命”
以后，大学毕业不久，他进入莫斯科电影委员会工作，主要任务是拍摄政治宣传片《电影周报》，取笔名为吉加·维尔托夫。
1922年，维尔托夫创办了《电影真理报》，带领一群摄影师拍摄许多反映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纪录片，每月编辑发行一期，至1925年总共发行了23期。
1923年，维尔托夫发表了一篇题为《电影眼睛人：一场革命》的论文，提出了世界纪录片发展史上著名的“电影眼睛”
理论。
这个理论强调摄影机远胜于人眼的特殊功能，强调纪录片拍摄要抢拍和隐蔽拍摄，强调蒙太奇在纪录片表达中具有重大作用，强调纪录片的主要任务是反映社会现实，强调纪录片拍摄应该深入生活等。
在论文中，他写道：“肉眼的弱点是明显的。
我们肯定，电影眼睛在运动的混沌中发现了电影眼睛自身的运动；我们肯定，电影眼睛拥有自己的时空向度，它的力量和潜力正向着自我肯定的顶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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