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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争取时间，拍摄工作分两路同时展开，袁牧之和徐肖冰带领一个摄制组去晋东南，吴印咸带领另外一个摄制组去晋西北一带。
到1939年年底，经过将近1年时间的紧张工作，袁牧之拍摄了很多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素材。
1940年年初，吴印咸带着有关晋西北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大批素材回到延安。
该片后期编辑工作由袁牧之带着素材去苏联完成。
该片内容非常丰富，从多方面反映了在延安、晋察冀前线八路军的战斗和生活情况，还记录了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和高级将领的活动情况，记录了许多重大战役的过程等。
此后，延安电影团又拍摄了《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纪录片。
（四）新四军拍摄的纪录片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另外一支抗日力量，新四军十分重视文艺工作。
1945年，纪录片《彭雪枫师长追悼会》公映，记录了这一年2月7日淮北军民为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举行隆重公祭和公葬仪式的情景，影片呈现了整齐肃立的警戒部队、沉痛哀悼的群众、“为彭故师长复仇”
的巨大横幅，传达了中国人民一定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体现了人民群众对新四军的热爱以及新四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该片摄影师薛伯青是新四军专门派人从上海请来的，在完成纪录片《彭雪枫师长追悼会》的拍摄后，他又拍摄了反映新四军骑兵训练生活的纪录片素材。
抗战胜利后，他又补拍了一些骑兵团镜头，编辑成了纪录片《新四军骑兵团》等。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纪录片创作活动，记录了抗日军民为保卫家园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斗争的历史景象，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历史影像。
国民党电影制片机构拍摄的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纪录片，为后来中国人类学纪录片创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由于条件限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电影机构在这一时期开展的纪录片创作活动相对较少，但是创作风格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纪录片发展走向具有重大影响。
五、民族研究所与中国人类学纪录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抗美援朝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展开，开始了“十七年中国纪录片创作”
时期，出现了反映军事生活的《解放西藏大军行》（1951）、《抗美援朝》（1951），反映土地改革的《伟大的土地改革》（1953），反映工业生产的《第一辆汽车》（1956）等纪录片。
鉴于纪录片在战争年代发挥的巨大宣传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领导部门，特别是中央高层领导对纪录片创作非常关注，先后成立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
1957年，中国纪录片事业迎来了一个重大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中央主要领导推动民族调查工作的大背景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托正在筹建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负责拍摄一批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状况的纪录片。
于是，民族研究所集中了一批国内顶级人类学家，与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合作拍摄人类学纪录片。
至1958年，他们拍摄完成了《佤族》《黎族》《凉山彝族》3部人类学纪录片，其中《佤族》记录了云南西盟山佤族由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情况，《黎族》记录了海南岛五指山区黎族保留的原始社会残余“合亩制”
的情况，《凉山彝族》记录了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民主改革前存在的奴隶制社会面貌。
民族研究所的人类学纪录片拍摄活动一直持续到1966年“**”
开始前夕。
在此期间，他们又拍摄了《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等13部纪录片。
民族研究所的人类学纪录片拍摄活动，促使中国人类纪录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起步发展，这些纪录片包含了丰富的文化人类学内容，为中国乃至世界人类学纪录片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中国乃至世界社会科学研究收集和积累了大量直观生动的影像资料，它们的意义和价值必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益显著。
六、陈汉元与《收租院》
1965年10月，四川美术学院师生为了配合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政治形势，经过四个半月的创作，完成了大型泥塑群雕“收租院”
。
他们采用中国传统泥塑方法，借鉴西洋雕塑艺术，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四川大邑县地主刘文彩逼迫农民交租的情景，包括114个与真人大小相同的人物塑像和几十件道具。
后来，这组塑像被请进北京，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当时北京电视台负责报道美术界事件的摄影记者王元洪发现“收租院”
非常适宜拍摄成电视纪录片，便和文字记者陈汉元、摄影记者朱宏一起赴当地深入采访，决定放弃原来仅客观介绍美术作品的创作意图，计划拍摄一部反映阶级斗争主题的电视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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