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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纪录片的真实材料建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
创作者在选定拍摄地点和拍摄主题之后，学习拍摄群落所使用的语言是深入交流的基础。
创作者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有效学习当地语言，最好能够找到一位熟悉当地语言的文化传承者作为文化顾问来协助拍摄，从而与被拍摄对象取得直接的联系。
这样既便于采用主位视角进行文化叙述，也有助于创作者理解所要拍摄的文化事象及其“本土观点”
。
人类学纪录片拍摄崇尚参与式观察的田野工作模式。
创作者要深入被拍摄对象内部，与当地人保持密切的关系，获取被拍摄对象的信任，以仔细观察文化持有者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实践，因此，基于参与式观察的深度访谈方法既是人类学纪录片获取信息资源的重要途径，也是其主要内容构成。
1996年，新疆作家刘湘晨扛起摄像机来到了新疆帕米尔高原，拍摄了《归去来兮》系列纪录片。
影片描述了生活在边地的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记录了他们与他者（他人、动物和自然）的关系，他们的价值观、信仰、对爱与美的追求以及生活的艰辛。
影片通过表现他们的情感与思想来体现他们的价值，传播他们的文化，从而使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理解与尊重。
在拍摄过程中，刘湘晨充分运用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尽可能地以本位视角观察被拍摄对象。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刘湘晨以个人文化积淀以及人类学素养所建构的整体视野，关注个体的命运与人类的整体命运，从宏观角度观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强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以及人与人的和谐。
任何事物的类型划分都是依据一定标准进行的。
在目前所见的文献中，纪录片类型划分的标准很多，不下几十种。
仅从创作题材这个角度，给纪录片进行分类也是很困难的。
因为有些纪录片体现了两种或者几种类型的特征。
人们在具体研究某部纪录片时，对其予以分类的主要目的，是将其简单归类，研究其在拍摄和制作方面的可遵循的规律。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纪录片的类型也会越来越多样化，其分类也会更加复杂。
[1]李莉：《现代纪录片的字幕策略》，载《电视研究》，1996（2）。
[2]赵玉亮：《纪录片创作实训》，258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
[3]康康：《音乐在纪录片中的表现特点》，载《新闻爱好者》，2010（10）。
[4]谭天、陈强：《纪录片制作教程》，18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5][美]珍·艾伦：《纪录片中的自我反映手法》，章杉译，载《世界电影》，2000（1）。
[6]林旭东：《影视纪录片创作》，17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7]牛光夏、陶新：《纪录片创作》，23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8][美]比尔·尼可尔斯：《纪录片导论》，陈犀禾、刘宇清、郑洁译，44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
[9]王月：《中国历史文化纪录片多元叙述视角谈论》，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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