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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模式纪录片的解说词被称为“上帝之声”
，观众只能听到解说员的解说录音，很少甚至无法看到解说员。
这种类型纪录片主观色彩较浓，在创作过程中，往往使用“主题先行”
和“解说+画面”
的叙述方法。
它最鲜明的特征是，解说词在影片中很少停顿，地位比较突出，具有较强的说教色彩；画面安排不追求时空的连贯，而采用“证据剪辑”
的方式，让画面服从解说，以解释、说明和印证解说词。
这种类型纪录片发展到后来，有时也会有事件当事人、目击者、知情者以及专家学者的同期声采访间隔其中，如新闻纪录片、历史文化纪录片、部分人文社会纪录片、自然科技纪录片等。
解说词的表达注重逻辑性，力求通过权威的解说来讲清楚一件事情、一个主题，让观众信服，解说录音讲求与影片节奏与风格的统一，画面成为支持解说内容的视觉展示，不需要对核心事实的某个角落的特别之处进行生动刻画。
因此，电视新闻和专题片通常采用这种模式来制作。
20世纪40年代是这种模式纪录片发展的黄金时期，代表性的作品如美国导演弗兰克·卡普拉执导的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1942—1945）。
该片共8集，即《战争前奏曲》《纳粹的进攻》《瓜分与侵略》《英国战役》《俄国战役》《中国战役》《战争迫近美国》《认识你的敌人：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卡普拉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开始拍摄，开始时的目的在于让美军知道美国为何参战，到后来，索性向美国民众公开，以争取举国上下支持联邦政府打赢这场战争。
影片呼吁美国民众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主义理想，揭露轴心国战争机器的残暴，以及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裕仁天皇的邪恶等，将“为什么美国年轻人应该自愿参战”
这个核心论点解释得很清楚。
戴维宇等执导的纪录片《话说长江》共25集，首次全面直观地讲述了中国长江流域的地理风貌、自然景观和人文特征，堪称中国阐释模式纪录片的典范之作。
三、观察模式纪录片
观察模式纪录片最早出现于19世纪90年代，强调创作者对被拍摄对象日常生活的直接接触，摄像机的存在不会对被拍摄对象造成干扰。
可以说，卢米埃尔兄弟拍摄《工厂的大门》等纪录短片堪称观察模式纪录片的起源，他们多使用单镜头拍摄，冷静地注视着现实生活的某个片段，反映了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记忆和热爱。
在观察模式纪录片中，创作者往往以纯观察者的定位出现，创作者是置身事外的偷窥者或旁观者。
拍摄时坚决摒弃灯光、三脚架和录音吊杆等有可能干扰被拍摄对象的设备；尤为重要的是，永远不让被拍摄对象重复某个动作或某句话，如果错过了某些东西，就忘掉它，而相信类似的东西还会再次出现。
纯粹的观察模式纪录片，在后期剪辑中，不推崇使用解说词，甚至不加音乐，没有“重现历史”
的部分，是真正意义上的无解说词纪录片。
这种类型纪录片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形成了直接电影流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当时正在大行其道的阐释模式纪录片的一种反抗，也是对早期纪录片创作模式的回归。
它刻意隐匿创作者的存在，充分运用静态或运动长镜头、现场录音、连贯剪辑等技术手段，以一种透明的、无中介的方式，试图对现实生活进行完整的复制。
创作者成了“墙上的苍蝇”
。
这种类型纪录片所创造的身临其境的真实感，源于创作者对被拍摄对象和环境细节的记录和展示。
在对被拍摄对象和真实事件的长时间观察和记录中，创作者与被拍摄对象、环境有了一种“灵犀相通”
的感觉，能够敏锐地感知看似无关的细节中所蕴含的意义，长时间的观察拍摄也为记录细节预留了充裕的时间，不带观念的预设可以帮助记录一些以往被忽略甚至拒绝的细节，并随时呈现出戏剧性的表现。
美国导演弗雷德里克·怀斯曼执导的《提提卡蠢事》，拍摄地点是美国一所收容精神病患者的机构——麻省州立医院。
该片呈现出一般人认为精神病医院里面早在18世纪就已经消失的那种残酷景象，令人极度不安。
医院中的工作人员因为不曾了解外界看待他们的方式，所以允许怀斯曼拍摄大量的画面，而怀斯曼也以最精简的设备，在没有人为照明的情况下完成这部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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